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将在电影院与我们相遇( 三 )
1956年在台北教主日学所谓台湾的“白色恐怖”已成历史名词 ， 但在那个年代国民政府败退海岛 ， 风声鹤唳 ， 侦骑四出 ， 对单独逃难来台外省人的思想 ， 察问尤密 ， 宁枉勿纵 ， 受难者数以万计 。连迦陵先生以一从不涉政治的女教师 ， 亦不能幸免被怀疑而入狱 ， 可见一斑 。 她深受其害 ， 岂能无感？曾写过以《转蓬》为题的一首五言律诗：转蓬辞故土 ，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 ，翻惊祸有门；覆盆天莫问 ，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 ，深宵任泪吞 。诗人离乡背井 ， 自比无根的蓬草 ， 随风飘转 ， 与故乡音讯全断 ， 不得联系 。 夫妻两人先后被捕 ， 已别无栖身之所 。语云“祸福无门” ， 但对她而言 ， 祸似有门 ， 不请自来 。 罩在头上的无妄之灾 ， 无语问苍天 ， 就像是掉落在井里的人 ， 无人拯救 。 眼下独自养育怀中的婴儿 ， 只好在深夜里暗自忍泪吞声 。这首在1950年写的诗 ， 在那个时代不能也不敢发表 ， 直到几十年后 ， 台湾解禁后始得出版《迦陵诗词稿》以传世 ， 此诗可作史诗读 。
台静农装订的叶嘉莹文稿以迦陵先生的才学 ， 若继续在中学教书 ， 岂非大材小用？然而当时大学教职僧多粥少 ， 更何况曾被戴上“有思想问题”的帽子 ， 人人避之若吉 。幸有昔日师长许世瑛与戴君仁两位教授的推荐而入上庠 ， 但推荐者并非由于私谊 ， 而是深知被推荐者在诗词上的造诣 。 迦陵先生在《许世瑛先生挽诗》中所说：先生怜才偏不弃 ，每向人前多奖异；侥幸题名入上庠 ，揄扬深愧先生意 。虽多谦词 ， 确实是“怜才不弃” ， 遂得在台湾大学中文系从1954年到1969年执教凡十五年 。事实上 ， 迦陵先生除讲解细腻之外 ， 就诗词创作的才能而言 ， 当年台大中文系的同侪固无出其右者 ， 即与老一辈的师长相比 ， 亦有过之而无不及 。 中文系台静农主任之看重迦陵先生 ， 屡请代写联语 ， 即此之故 。今日在大学讲解中国旧诗词者 ， 不论国内外 ， 同时有此等创作能力者 ， 恐绝无仅有 。我在台大求学期间 ， 正值迦陵先生执教的十五年之内；今日回顾 ， 未能追随学习 ， 实属平生一大憾事 。
1965年与台大中文系毕业生合影 。 第一排 ， 左六为戴君仁 ， 左八为台静农 ， 左十为郑骞 ， 右二为叶嘉莹 ， 右三为许诗英 。漂泊北美迦陵先生不仅为台大中文系的老教授所推重 ， 更得到域外汉学家们的赏识 。按美国于二战后 ， 凭其丰沛的国力 ， 百事齐举 ， 在学术领域内 ， 将中国研究学院化 ， 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纷纷在重要大学设立 ， 如雨后春笋 。及神州变色 ， 美国政府需要知己知彼 ， 更积极鼓励研究中国 。 故在五六十年代的冷战时期 ， 许多美国学者 ， 不论老少 ， 去不了大陆 ， 都来到台湾 ， 不是学习汉语 ， 就是研究各类有关中国的专题 。研究中国古典诗词者 ， 多半会去听迦陵先生的课 ， 无论腔正字圆的北京话或深入细密的讲解 ， 都会给老外留下深刻的印象 ， 她被邀请赴北美讲学是迟早的事 。 邀请最积极的无过于哈佛大学汉学教授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了 。他在哈佛的东亚文明系主讲中国古典诗词 ， 对陶渊明尤感兴趣 ， 难怪在访问台北时偶然与迦陵先生聚谈之后 ， 就极力邀她去哈佛与他长期合作 。只因迦陵先生已有密歇根大学之约 ， 后来又因签证问题 ， 不得已接受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之聘 ， 翌年就成为终身教授 ， 但海教授不肯放弃 ， 每年暑假仍请她到哈佛两个月 ， 多年不辍 。1968年迦陵先生如约回台执教 ， 海教授坚留未果 ， 迦陵先生赋诗辞别 ， 有云“吝情忽共伤去留 ， 论学曾同辩古今” ， 海教授译此联为：“Reluctant on impatient, stay or leave, someone’s hurt; We have studied together, debated past and present” 。 “伤去”之人之情 ， 译文中更能见之 。海教授的汉语、汉文显然有限 ， 理解中华古典诗词也有障碍 ， 需要迦陵先生为之讲解疏通 。有此需要的汉学家当然不仅仅海氏一人 ， 当年常闻西方汉学家的“壁橱里藏有老中”（hiding a Chinaman in the closet）之说 。海教授找到迦陵先生 ， 不肯轻易放过 ， 可说颇有眼光；但海教授很公开地与迦陵先生共同研究 ， 并极为尊重 ， 并没有把她当研究助理看待 ， 最后完成英文《中国诗研究》一书 。迦陵先生说：“这本书署名是我跟海先生 ， 当然我是非常尊重海先生的 ， 所以把海陶玮先生的名字写在前边” ， 显然将第一作者礼让给海陶玮 。 我们可以想见 ， 除了英文写作之外 ， 主要的内容应出自迦陵先生 。不过 ， 海先生对迦陵先生确实很好 ， 把好几篇她的中文论文译成英文发表 ， 帮助她在异国建立学术地位 。十九世纪的传教士理雅阁（James Legge）翻译中国经典 ， 几无大谬 ， 靠的是王韬的帮助 ， 却无王韬的署名 。上世纪李约瑟（Joseph Needham）写多卷本《中国科技史》的前几卷是与王玲合写的 ， 却在署名上 ， 把王玲当作“研究助理”（with the research assistance of Wang Ling） 。海先生就不一样 ， 待迦陵先生如上宾 ， 他退休时特别要她接他在哈佛的位置 ， 可见迦陵先生在海陶玮教授心目中的分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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