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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而不破的中国“官场小说”，正在发生剧变

点而不破的中国“官场小说” ， 正在发生剧变李云雷 ·来源：修远基金会✪ 李云雷丨中国艺术研究院[导读]本文观察了当前官场小说与改革文学、17年文学和晚清谴责小说的关系 。 作者认为 ， 在10年视野中 ， 官场小说内部有一个从现实主义到实用主义的变化;在30年视野中 ， 从“改革文学”到“官场小说” ， 有一个从思想之争到力量博弈的变化;在60年视野中 ， “十七年文学”开创了思想之争模式 ， 更具理想性、人民性与纯洁性;在100年视野中 ， “官场小说”与晚清的“谴责小说”最为相似 ， 但最大的不同在于 ， 前者对现实秩序的态度已由“谴责”变为“认同” 。 总之 ， 当前的官场小说失掉了批判精神 ， 更多具有实用主义的指导意味 。 它的价值或许在于 ， 让那些隐秘的“政治无意识”显影 ，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时代精神症候的镜像 。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 特此编发 ， 供诸君思考 。1990年代以来 ， “官场小说”颇为兴盛 ， 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 但在文学界却很少被纳入研究的视野 ， 究其原因 ， 可能在于两点：一是认为“官场小说”是“通俗小说” ， 很“俗” ， 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值得认真对待;二是“官场小说”涉及一些内幕与权力博弈 ， 不少人会觉得很“脏” ， 不愿意去触碰这一话题 。 不过在笔者看来 ， “官场小说”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价值在于 ， 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当代社会的窗口 ，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代社会运行的规则与“潜规则” ， 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现状与进程 ， 以及从中折射出来的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与精神氛围 。考察“官场小说” ， 我们首先需要对“官场小说”的创作与阅读的状况有一个基本了解 。“统计数据显示 ， 仅仅在2009年1~3月 ， 官场小说品种就达到123种 ， 与2008年全年官场小说约118种相比 ， 持续高温 。 ……调查显示 ， 党政机关公务员占到30.5% ， 工商企业工作人员占27.1% ，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20.3% 。 三者相加 ， 占到了阅读总人数的79.7% ， 即在接受调查的690多人中 ， 有8成的人阅读过官场小说 。 ”(《官员喜读官场小说》 ， 载于《决策》2009年第11期)不仅如此 ， 在各大网站上的“读书”栏目以及文学网站中 ， “官场小说”都专列一个类别 ， 还有“排行榜” ， 在新浪读书频道的“官场中人必读的十二部小说”中 ， 更将官场小说细分为“入仕必读书目”、“晋升必读书目”、“守位必读书目”、“洁身必读书目”等不同类别 ， 搜狐则有“优秀仕途小说展” ， 而在“小说在线阅读”推荐的“经典官场小说”则有上百部之多 。 此外 ， 在“官场小说”这一文学类型中 ， 也出现了为人广泛关注的“经典”作家作品 ， 这些人主要包括阎真(《沧浪之水》)、王跃文(《国画》、《梅次故事》、《苍黄》)、黄晓阳(《二号首长》系列)、小桥老树(《侯卫东官场笔记》系列)、许开祯(《省委班子》)、王晓方(《驻京办主任》)、肖仁福(《官运》)等 。 在这个意义上 ， 我们可以说“官场小说”已是一种成熟而又畅销的文学类型 。▍“官场小说”及其最新变化王跃文的《国画》(1998)被认为是“官场小说”的滥觞之作 ， 这部小说以主人公朱怀镜在荆都市从秘书到财政厅副厅长的经历 ， 展示了他的诸种遭遇及其内心历程 。 《梅次故事》(2001)是《国画》的续篇 ， 描写朱怀镜调至梅次市担任副书记之后的故事 ， 展现了官场的逻辑及他置身其中的感触 。 《苍黄》(2009)以刘星明、李济运等人的故事 ， 延续了作者对官场中人生存处境的思考 。阎真的《沧浪之水》(2001)也是“官场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 ， 小说描述医学研究生池大为 ， 在进入省卫生厅后逐渐融入“官场”的过程 ， 开始时他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清高 ， 但世态炎凉与生活压力迫使他放下身段 ， 最后他认同了官场规则 ， 并利用这一规则获得了“成功” 。如果以王跃文、阎真的作品作为参照 ， 我们可以发现 ， 最近几年的“官场小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现在的“官场小说”虽然仍瞩目于“官场”逻辑与内幕 ， 但是在小说的主题、“主体”以及叙述的方式与侧重点等方面 ， 与王跃文、阎真的作品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 这些不同之处显示出了“官场小说”新的变异 ， 也折射出了社会精神氛围的变化 ， 很值得我们关注 。在王跃文、阎真的小说中 ， “官场”是一个巨大的“异化”力量 ， 作者对这一场域充满了怀疑 ， 主人公融入其中也是不得已的被迫适应 ， 对其险恶有着清醒的意识 ， 在作品的总体倾向中也有着批判的意识 ， 至少也在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 叙述者通过对主人公经历的叙述 ， 重点揭示的是置身其中的人的生存境遇 。 而在《二号首长》(2011)、《侯卫东官场笔记》(2010)、《省委班子》(2010)等作品中 ， 我们看到的“官场”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巨大存在 ， 在它的运行逻辑中 ， 个人的生存境遇已经并不重要 ， 在这里 ， “权力”自身已经获得了合法性 ， 成为小说关注的“主题” ， 力量博弈以及围绕权力的获得、转移、交换、分配的故事 ， 及其规则与“潜规则” ， 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 。 “权力”可以说是这类作品唯一的“主角” ， 它超越了意识形态与道德伦理的限制 ， 构成了主人公人生价值的终极评判 ， 也构造了当代社会的等级秩序与整体结构 。在这样的意义上 ， 我们可以看到 ， 相对于朱怀镜、池大为 ， 《二号首长》中的唐小舟、《侯卫东官场笔记》中的侯卫东、《省委班子》中的普天成是更为“成熟”的主体 ， 他们在进入“官场”时没有(或很少有)内心的波动 ， 天然就认同了官场的规则 ， 他们所关注的最核心的问题是能否获得权力 ， 以及如何将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 小说重点描述的也是他们“晋升”的过程 ， 以及围绕这一目的他们的谋划、心思、手段及其经验教训 。作为一个对比 ， 我们可以看到 ， 在《国画》、《梅次故事》中 ， 朱怀镜在权力博弈中时常有犹豫、彷徨 ， 以及远离是非之地、在艺术或宗教中别寻寄托的想法;而在《沧浪之水》中 ， 让池大为最焦虑的问题是 ， 他是否应该放弃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操守 ， 进入“官场”及其逻辑 ， ——这也是《沧浪之水》的主体内容 。 如果以《二号首长》等小说的逻辑来看 ， 这样的情绪与想法无疑是“幼稚”的 ， 是成长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因素 ， 在《二号首长》等作品中 ， 小说的主人公在出场时就已经颇为“成熟”了 ， 他们并不需要经历池大为式的焦虑与挣扎 。尤其是《沧浪之水》中的叙事逻辑——主人公池大为只要放下了知识分子的清高 ， 很快就在官场获得了成功 ， 这样“一堕落就成功”的模式 ， 显然高估了知识分子的能力 ， 也低估了“官场”的艰难与复杂性 。 在“堕落”之后 ， 唐小舟还有更多艰难的路要走 ， 他们面临的是比池大为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与“规则” ， 这比知识分子的内心焦虑更加切实 ， 也更加严峻——在这里 ， 我们看到“官场小说”的主人公关注的焦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小说的整体色彩上 ， 《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在权力博弈中充满了进取的精神 ， 这些作品的叙述结构也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 小说的主人公凭借个人的聪明与奋斗 ， 凭借复杂人际关系中的有利因素 ， 凭借对官场规则的适应与应用 ， 在官场的台阶上一步步迈进 ， 纵横捭阖 ， 顾盼自雄 。 在现实的权力结构中 ， 他们精明强干 ， 游刃有余 ， 是这个社会中为人瞩目的“成功者” 。但是 ， 与这些作品相比 ， 《国画》、《梅次故事》却并没有这么乐观 ， 在得知自己最大的威胁突遇车祸之后 ，“朱怀镜没有把王莽之的死告诉香妹和陈舒二位 。 他们低着头 ， 在滑溜溜的冰地上 ， 一步一步小心地走着 ， 更具虔诚的意味 。 朱怀镜独自呆在房间里 ， 突然心烦意乱起来 。 他来回走着 ， 如同困兽 。 忽闻法乐如雷 ， 唱经如潮 。 他脑子里一阵恍愧 ， 像是明白了什么道理……”这是小说的结尾 ， 主人公的反应与佛教氛围的渲染 ， 让小说具有一种超越与反思的意味 。 而在《沧浪之水》中 ， 池大为虽然成功地当上了省卫生厅厅长 ， 但仍不脱知识分子习气 ，“我仰望星空 ， 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暖流从心间流过 ， 我无法给出一种准确的描述 。 我缓缓地把双手伸了上去 ， 尽量地升上去 ， 一动不动 。 风呜呜地从我的肩上吹过 ， 掠过我从过去吹向未来 ， 在风的上面 ， 群星闪烁 ， 深不可测 。 ”与之相比 ， 《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在结尾处都在交待故事的进展或结局 ， 绝少这样抒情性或跳出官场逻辑的段落 。如果说王跃文、阎真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作品 ， 那么《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可以说是“实用主义”的作品 。 “现实主义”作品在揭示官场内幕时不无批判与反思的意味 ， 而“实用主义”的作品同样在揭示官场的内幕 ， 但对官场规则并无褒贬 ， 只是“客观”地呈现 ， 同时注重总结官场上的经验教训 ， 让读者可以“实用性”地学习与操作 。 比如《二号首长》中有这样的段落：“领导有三种称呼 ， 一是官职 ， 二是首长 ， 三是老板 。 如果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 ， 你叫他老板 ， 他可能非常反感 ， 觉得太流俗太江湖气 ， 贬低了他的身份 。 如果是在很私人的场合 ， 你叫他书记 ， 显得太公事公办 ， 叫他首长 ， 显得太隔膜 ， 叫老板 ， 就亲切 。 而有重要人物在场的时候 ， 又是比较私密的场合 ， 把所有领导全部叫首长 ， 肯定好过别的 。 相反 ， 如果有更高级领导在场 ， 而这个高级领导和老板的关系又不是非常亲密 ， 肯定叫官职比较好 。 ”“官场的事 ， 其实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事 。 只要涉及人 ， 就一定复杂无比 。 今天他总算明白过来 ， 他之所以搞不好这种复杂的人事关系 ， 是因为他一直在努力地想搞好同所有人的关系 ， 结果是一个都没有搞好 。 如果用矛盾论的方法来分析 ， 所有关系 ， 都是次要关系 ， 只有其中一个人 ， 才是主要关系 。 也就是说 ， 你只要搞好这个主要关系 ， 其余所有次要关系 ， 全都解决了 。 ”这些官场智慧与“经验” ， 可以说是《二号首长》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 。 而《侯卫东官场笔记》在小说的内容简介中便说 ， “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 ， 66个党政部门 ， 84起官场风波 ， 304位各级别官员 ， 交织进1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 ， 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 ， 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 ， 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 ， 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 从这些介绍中 ， 我们就可以看到小说的诱人之处便在于“升迁”的秘密 。 从“现实主义”到“实用主义”的转折 ， 可以说是“官场小说”在十余年间的重大变化 。▍“官场小说”与“改革文学”“官场小说”的称谓出现在1990年代之后 ， 但在此之前 ， 在我们的文学中也存在力量博弈的因素 ， 不过却是以另外一种面目表现出来的 。 如果我们从更远的历史视野来观察 ， 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演变与异同 。在1980年代兴盛的“改革文学”中 ，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力量的博弈 ， 在《乔厂长上任记》、《新星》、《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等作品中 ， 围绕一个工厂、一个县城或一个机关的主导权 ， 双方同样展开了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 即使在《平凡的世界》这样描述新时期农村变迁的小说中 ， 也有一条线索描述省级领导之间的博弈 。 但是 ， 在这里 ，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 ， 在这些小说中只是存在力量博弈的“因素” ， 因为与后来出现的“官场小说”相比 ， 这些小说中的力量博弈并没有得到突显 ， 甚至很难让人意识到 。 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些小说中 ， 更为重要的是思想与观念的博弈 ， 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改革还是保守” ， 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 ， 还是谨小慎微地固守传统?这构成了“改革文学”的基本矛盾 。 在双方的博弈中 ， 虽然存在权力博弈 ， 但权力博弈是依附于思想与观念之争的 ， 是一种次要的因素 。如果以“改革文学”作为比照 ， 我们便可以发现“官场小说”中出现了不少变化 。 与“改革文学”不同 ， 在“官场小说”中 ， 力量博弈构成了小说中最为核心的因素 ， 虽然博弈的双方也存在思想、观念上的不同 ， 但这一因素在小说中并不占据主要的位置 ， 而是可有可无的 。 权力以及在权力阶梯中获得更高的位置 ， 成为此类小说主人公最高的价值认同 。 但另一方面 ， 我们也可以看到 ， “官场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在积极地干事业 ， 在遇到诸如抗洪之类的事情时(《二号首长》) ， 他们表现出的决断与果敢也足以令人动容 ， 但是之所以如此 ， 一方面是他们需要“政绩” ， 另一方面这些“事业”仍然依附于权力博弈 ， 是在这一框架的制约下进行的 。在这里 ， 涉及“官场小说”与“改革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区别 ， 那就是在“改革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 ， 而在“官场小说”中却几乎看不到正面的人物形象 。 《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 ， 《新星》中的李向南 ， 《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等人物 ， 都是时代的弄潮儿 ， 他们敢想敢做 ， 勇担重任 ， 不仅在不屈不挠的斗争中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 ， 而且也获得了女性的青睐 ， 收获了爱情 。 其中的优秀人物 ， 比如李向南 ， 更成为一个时代的偶像 。 但是“官场小说”中的主人公 ， 无论是朱怀镜、池大为 ， 还是唐小舟、侯卫东 ， 他们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成功者” ， 但却很难说是正面人物 ， 或者说很难以道德伦理加以判断 ， 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以放弃“良知”而取得的 ， 同样 ， 他们可以有不少女人(唐小舟、侯卫东) ， 但他们却并没有真正的爱情 ， 或者说置身于官场中的他们 ， 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 。 在“官场小说”中 ， 权力或能力的大小 ， 成为评判人物的主要标准 ， 所谓好人坏人的道德评价在此已经失效 。在“改革文学”中 ， 尽管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 但他们都是在为各自心目中的事业而奋斗 ， 他们都是出于“公心”或“理想”而非“私利”(虽然“保守派”常常会被丑化或漫画化) ， 这样他们斗争的手段便多是能摆在桌面上的 ， 较少有阴谋诡计 。 而“官场小说”中的权力博弈则不同 ， 首先博弈的目标不是“公心”而是“私利”——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 其次博弈的手段则更加多种多样 ， 其中不乏阴谋 ， 等而下之者更有雇凶杀人等非法手段——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残酷性 。以上这些层面的不同 ， 也决定了“改革文学”与“官场小说”在艺术风格上的不同 ， “改革文学”中虽然面临重重阻力 ， 但总体基调是明朗的 ， “官场小说”就并非如此 。▍十七年文学中的“斗争”如果我们继续向前追溯 ， 可以发现在“十七年文学”中也存在权力的因素 ， 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爬在桅杆上的人》等“干预现实”的小说中 ， 我们可以看到对官僚主义的批判 ， 在《创业史》、《艳阳天》等小说中 ， 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 如果与“改革文学”和“官场小说”相比较 ， 我们可以发现“十七年文学”中的权力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 ， 更具“理想性” 。 我们可以看到 ， 与“改革文学”相似 ， 在“十七年文学”中很少看到权力博弈的直接表现 ， 在这里 ， 权力博弈是依附于思想之争与路线之争的 ， 并且受到思想斗争的制约 。 在《创业史》(1960)中的梁生宝与郭振山之间 ， 在《艳阳天》(1964~1966)中的萧长春与马之悦之间 ， 最大的分歧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 是走“合作化”之路还是单干——追求个人的“发家致富” ， 双方的博弈也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 在他们的博弈中 ， 很少看到个人权力的因素 。 在这个意义上 ， 我们可以说 ， “改革文学”中思想斗争的叙述模式 ， 是“十七年文学”所开创的 。在这里 ， 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重新评价以思想或路线之争为主要线索的小说?在以前的文学史研究尤其是“十七年文学”研究中 ， 大多以强调“阶级斗争”为名对之加以否定 ， 但在这里 ， 我们可以提出两个参照：(1)在以思想或路线之争为线索的小说出现之前 ， 比如在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周立波的《山乡巨变》(1958~1960)等小说中 ， 我们可以在这些作品中看到对地方生活经验与乡村人物的生动描摹 ， 但却缺少一种整体性把握当代社会的能力与方式 ， 《创业史》等小说中的“思想之争”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方式;(2)与19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中的权力博弈模式相比较 ， “思想之争”的方式无疑更具严肃性 ， 也更能够为人接受 。 ——如果以这样的视野去看 ， 虽然我们可以批评“十七年小说”中存在僵化的因素 ， 但也可以对其开创性与重要性有一个更加客观的认识 。其次 ， 更具“人民性” 。 无论是“官场小说”中的朱怀镜、池大为、唐小舟、侯卫东 ， 还是“改革文学”中的乔光朴、李向南、郑子云、刘钊 ， 都是整个社会的精英人物 ， 他们处于社会上层 ，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上都占据优势甚至是核心优势 ， 与他们相比 ， “十七年文学”中的主人公 ， 如梁生宝、萧长春等都是社会底层的人物 。 在“改革文学”与“官场小说”中 ， 他们都是被视而不见的人物 ， 是被“改革”的对象 ， 或者“权力博弈”的被动承受者 。 “十七年文学”对他们的生活及其政治实践的描写 ， 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在文学与政治上的表达 ， 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政治不是“精英政治” ， 而是“民众政治” ， 因而更具“人民性” 。再次 ， 更具“纯洁性” 。 在“官场小说”中 ， 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及权力博弈的严酷内幕 ， 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突破了道德的底线 。 在这方面 ， “改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中的博弈虽然也不乏残酷 ， 但相比之下 ， 却是光明正大的 ， 双方都在为理想、为公共事业而奋斗 ， 而不是为了现实利益 ， 为了个人的利益 。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 ， 可以发现在这方面 ， “十七年文学”比“改革文学”更具纯洁性 ， 对道德的要求更高 。 比如在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1956) ， 其中反面人物刘世吾的缺点是“官僚主义” ， 是“革命意志”衰退后的油滑世故 。 《创业史》中的郭振山、《艳阳天》中马之悦的缺点是“自私”与“世故” ， 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而置“合作化”于不顾 。 在“改革文学”中 ， 反面人物的缺点除了政治上的“保守”之外 ， 在政治实践中也是拉帮结派 ， 欺上瞒下 ， 以便巩固个人的权力与势力 ， 但这样的行为尚未不择手段 ， 也很少突破道德底线 。 而在当今“官场小说”中 ， 则充斥着买官卖官、贪污腐败与欲望横行 。 从这些缺点与“底线” ， 我们也可以看出 ， 当代文学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晚清“谴责小说”中的“官场”在某种意义上 ， 当前的“官场小说”更接近晚清的“谴责小说” ， 在对官场内幕、社会乱象的揭示上 ， 两者有着种种相似之处 。 这让我们看到 ， 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轮回之后 ， 充满尔虞我诈的“官场”又回到了中国社会之中 。 而小说对“官场”的集中关注 ， 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类型文学 ， 这在中国之外还很少见到 。 但是另一方面 ， 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的区分 ， 就可以发现“官场小说”与“谴责小说”也有种种不同 。在叙述态度上 ， 双方有着明显的区别 。 正如“谴责小说”这一命名所显示的 ， 无论是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1903)、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3~1905) ， 还是刘鹗的《老残游记》(1903)、曾朴的《孽海花》(1903) ， 对于“官场”都持一种“谴责”性的批判态度 ， 他们暴露社会的黑暗、揭露官场中的丑恶现象 ， 但对这些现象并不认同 。 但是“官场小说”却与之大不相同 ， 我们可以看到 ， “官场小说”中虽然也揭示了官场的内幕与运作机制 ， 但却很少有“谴责”或批判的态度 ， 这些作品一方面以“客观”的态度呈现这些内幕 ， 另一方面不断总结官场的经验与得失 ， 使之成为一种实用性的手册 ， 在总体上持一种认同的态度 。在小说的叙述模式上 ， “官场小说”与“谴责小说”也有着极大的不同 。 “谴责小说”多采用游历或旁观的结构方式 ， 小说中的叙述者对于“官场”的态度是疏离的旁观者 ， 而“官场小说”中的主人公多置身于“官场”之中 ， 往往以“成长小说”的模式 ， 展示主人公进入官场以及在官场的台阶上攀爬的过程 ， 在这一过程中 ， 小说的主人公经历重重宦海风云 ，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 最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主体” 。 在这不同的叙述模式背后 ， 也显示了不同时代的作者对“官场”的不同态度 。 对于李宝嘉、吴研人等人来说 ， 他们对官场丑恶与社会黑暗的揭示背后 ， 既有愤懑不平的情绪 ， 也有洁身自好的因素 ， 因而选择了疏离性的旁观态度 ， 这也是他们政治态度的一种反映;而对于“官场小说”的创作者来说 ， 则大多认同于当代社会的“新意识形态”——“成功者”的神话 ， 他们的作品也是对这一神话的诠释 ， 小说中那些“成熟的主体”便是这样一种理想性的人格——大权在握 ， 精明强干 ， 在当代社会中呼风唤雨 ， 无所不能 。 对此类人物的向往与崇拜 ， 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的一种主流意识 ， 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官场小说”与“谴责小说”的另一个不同在于 ， 它们组织叙事的方式及其背后的世界观、艺术观不同 。 在笔者看来 ， “谴责小说”更多继承了中国明清世情小说的传统 ， 多以散点的方式 ， 描述社会现实中的直接经验;而“官场小说”则更多继承了“五四”以后来自欧洲的“现实主义”传统 ， 多以“透视”的方式 ， 对社会现实加以“提炼”与“典型化” 。 这样 ， 在《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等小说中 ，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种种丑恶与黑暗的现象 ， 但这些现象都是“个别”的 ， 并不是对社会现实“本质”的概括 。 但在“官场小说”中却并非如此 ， “官场小说”描述的虽然也是“个别”的现象 ， 但在对这“个别”现象的描述中 ， 却融入了作者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与认识——权力博弈虽然发生在“个别”人的身上 ， 却是一条根本性的规则与原理 ， 不仅仅是一些“现象” ， 而且是一种“本质” 。 从这样的视角来看 ， “谴责小说”是对贪污腐化现象的具体描述 ， 而“官场小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权力较量的“世界” 。▍小结以上我们梳理了“官场小说”自身的变化 ， 及其与“改革文学”、“十七年文学”、晚清“谴责小说”在权力叙事上的异同 ， 通过上面的分析 ， 我们可以明确以下看法：1.在10年的视野中 ， “官场小说”内部有一个从“现实主义”到“实用主义”的变化;2.在30年的视野中 ， 从“改革文学”到“官场小说” ， 有一个从“思想之争”到“权力博弈”的变化;3.在60年的视野中 ， “十七年文学”开创了“思想之争”的模式 ， 更具理想性、人民性与纯洁性;4.在100年的视野中 ， “官场小说”与晚清的“谴责小说”最为相似 ， 但其最大的不同在于对现实秩序的态度已由“谴责”变为“认同” 。在上述分析中 ， 读者很容易从中读出对“官场小说”的批评性意见 ， 但在笔者看来 ， “官场小说”最大的价值 ， 恰恰在于它将一种主流价值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 让那些隐秘的“政治无意识”显影 ， 在这个意义上 ， “官场小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精神征候 ， 也为我们提供了时代的一种镜像 ， 我们可以对镜中之像加以批评 ， 但却无需归罪于镜子本身 。 这个镜中之像呈现的是一个“权力博弈”的世界 ， 是由重重叠叠的权力关系构成的网络 ， 只要进入其内在逻辑与机制 ， 便很难挣脱出来 ， 仿佛鲁迅笔下的“无物之阵” ， 或者“万难毁坏的铁屋子” 。 那么 ， 面对这个新世纪的“铁屋子” ， 我们该如何突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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