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试验”到“双千计划”——聚焦专家学者挂职司法机关机制运行
光明日报采访人员 陈慧娟
7月2日,三位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车浩,清华大学教授劳东燕,航天科工集团二院资产运营总工程师袁茵挂职最高人民检察院 。专家学者挂职司法机关,已有26年的历史 。从1994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的“试验”,到最高司法机关的吸纳鼓励,再到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发文要求实施高校与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双千计划”,这样的交流形式促进了法学学界与实务界的交流互动,让理论与实践在互相砥砺中共同发展进步,进而从更深层次上推动了法治中国建设 。
充满希望的开始
与当前新建的、充满高科技装备的检察院相比,20多年前建设的海淀区检察院显出了一点年代感,但白色的墙体、高耸的大楼,依然威严庄重 。“盖这座大楼时,周围还很荒凉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第九检察部检察官付强记得那时的情形 。
某种程度上,这就像当时的法治建设——一切有待建设而又充满希望 。
在那个激情迸发的年代,法律,是对社会改革与发展进行的阐释与回应 。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离不开法治保障成为共识 。宏观层面上,1996年,“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战略目标提出,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微观层面上,《合同法》《劳动法》《银行法》《公司法》在彼时相继问世 。
“综而观之,在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法治价值获得重拾、法治实践进入突破性的发展期,法治话语得以逐步证成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认为 。
而良法善治,不仅在于立法,同样在于司法实践中所体现出的规范与公正 。
【从“小试验”到“双千计划”——聚焦专家学者挂职司法机关机制运行】然而法律人才尚无法满足司法机构庞大的需求 。20世纪80年代,法学教育可谓从一片空白中艰难成型 。法官、检察官等法律相关职业从业者需要熟知法律知识,今天已经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但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对司法工作者没有清晰的专业知识要求,大量司法机关的工作者并没有法学学科背景 。
加强法学学科建设,不断培养人才的同时,怎样带动现有的司法队伍?在高歌猛进、日新月异的时代,中国犹如巨大的试验场,在众多横空出世的重大试验中,有一场小小的试验也开始了 。它可能不被很多人知晓,也无法被数据所统计,谁也说不清它于细微处产生了什么样的回响,但它的影响持续至今 。
从一点到一片
1994年6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签订《人才交流协议》,开始实行学者挂职机制 。不是做顾问,做参考,而是直接挂职副检察长,亲自处理案子 。“此前没有先例,海淀检察院也在摸索,当时通常是每次引进一位教授挂职,为期两年,每周至少来检察院两天 。”付强介绍,选择的标准——学术权威,支持检察工作 。“权威”并非夸饰,海淀检察院首位挂职学者姜伟,如今已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兴良、黄京平等学者无一不是法学界响当当的名字 。
最重要的影响是现代法治理念 。在付强看来,法律是社会生活的规则,但并非被动适应,而是要起到引领作用 。学者挂职不是为了办多少具体案子,而是要把法治思维、理念带进司法机关 。曾经于最高法挂职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卢建平,在回忆挂职感受时撰文,作为刑事政策学者,要“在一个超越实在刑法的立法论层面”,有“超越现在的长远历史观和超越此地的世界主义的角度” 。
回到现实 。市场持续繁荣,各类市场主体野蛮生长,经济社会的大转型与法律的滞后相遇,导致出现了犯罪高峰 。1996年全国性的“严打”行动再次发动 。“证据意识”“罪刑法定原则”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是耳熟能详的名词,当时的司法实务却未必能够完全落实 。“从严从快审结”是当时的办案指向 。“法制不是为了追求快,设置检法机关,是为了‘慢’下来 。涉及人身、财产重大权利的案件,需要慎重 。挂职学者批案子,更能秉承法治意识,不够罪不批捕,证据不足不起诉,对过于政治化的案件起到了冷静、纠偏的作用 。”付强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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