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陈|?模仿的推理,看不见的小孩:杨宸谈《隐秘的角落》| ARTFORUM影像( 三 )


坏小孩可谓是当代文学电影中的一个经典形象 。 虽然不乏宗教作品的先例 , 但坏小孩形象的大规模生产实际开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 作家乔治·奥乔亚(George Ochoa)在谈及恐怖片的吸引力时认为这是由于1946-1964的战后婴儿潮带来了对突然出现的大量年轻人的恐惧所致 。 而后这一形象便在小说、电影、游戏中不断被复制再生产 。 有趣的是学者凯伦·雷纳(Karen J. Renner,)在《大众想象中的邪恶孩子》( Evil Children in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中的论述——所有关于坏小孩或邪恶孩子的故事 , 都是证明了孩子不可能邪恶的故事 。 因为小孩总是误入歧途或被引诱堕落 。 坏孩子的故事是对成人世界的镜映和修补 , 它许诺只要消除了让孩子变得邪恶的根源 , 成人世界就能纯洁如初 。 雷纳的研究提示了很重要的一点 , 所有想象体系中被再现出来的坏小孩 , 都是看不见的小孩 。 他们担当着工具人的重任 , 以具象化成人世界的症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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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凑佳苗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告白》海报 , 2010.
不难发现紫金陈的“坏小孩”与斯蒂芬·金笔下的邪恶孩子的相似性 , 而《坏小孩》的很多情节(尤其是写日记来引导案件调查)也借鉴了东野圭吾的另一名作《恶意》(1996) , 这本书的核心就是少年时代起对他人怀有的没来由的恶意 。 日本很多有关坏小孩作品 , 比如凑佳苗的《告白》(2008)及其同名电影 , 都指向了日本司法制度对未成年作恶的包庇 。 紫金陈的书中也涉及到了这一点(虽然不是重点) , 作者借主角小男孩朱朝阳的口说道:“在成年人眼里 , 小孩永远是简单的 , 即使小孩会撒谎 , 那谎言也是能马上戳穿的 。 他们根本想象不到小孩子的诡计多端 , 哪怕他们自己也曾当过小孩” 。
然而 , 由于中国审查制度的限制和制作团队的主观考虑 , 《隐秘的角落》将这种孩子之恶大大稀释、模糊化了 。 这使得它表现出了另一种意味 。
随着电视剧的放送 , 朱朝阳接棒张东升成为观众讨论的对象 。 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 一是分析朱朝阳的“黑化”以及他如何设计报复仇人、明哲保身 , 二是许多观众回忆起自己跟朱朝阳的相似经历 , 对朱朝阳的行动表示理解甚至认同 。 这二者 , 一个是被让渡的本格解谜 , 另一个则是被激发起来的社会议题 , 看似脉络不同 , 但在这里却被统一了起来 。 侦探缺席 , 警察机构陷入情节性无能 , 观众取代解谜者抽丝剥茧 , 发现了可能存在的黑暗真相 , 而这同时也是关于自我成长的真相 。 这样 , 观众的看剧解谜的过程也成为了一个精神分析的自我疗愈过程 。 在立法、司法等社会机构、社会制度不在场或无能化的情况下 , 所有的问题都能够通过被吸纳进万能的原生家庭这一当前最重要的治理机构 。 在那里 , 每一个张东升都在寻找着朱朝阳 , 在那里 , 每一个无从原宥的痛苦都在寻找着那个隐秘的角落 。 于是 , 我的所有失败、不甘和苦难都可以找到原因 , 我的所有悖逆、冲动和浮夸都能得到宽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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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角落》剧照 , 2020.
难道不是吗?因为我相信童话啊 。
这就是本剧的翻转 , 它将日常翻转为恐怖 , 再将恐怖翻转为童话 。
这也证明了作为一部推理悬疑剧 , 《隐秘的角落》足够优秀 , 同时 , 也还可以更优秀 。
毕竟 , 在模仿的推理中 , 看不见的小孩仍然是看不见的小孩 。 或许有朝一日 , 他们会走出隐秘的角落 , 在朝阳东升之前 , 把现实亲手改造成——而非想象成——真正的童话 。
文/ 杨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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