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师力斌新著《杜甫与新诗》出版( 八 )


反过来的例子也有 , 王维《既蒙宥罪旋复拜官》 , 四联全用对仗 , 富倒是富 , 但完全成了游戏 , “花迎喜气皆知笑 , 鸟识欢心亦解歌 。 ”这样的句子也就是一般水平 , 平庸之极 。 现代人写的古诗许多也是这样 , 对仗押韵 , 徒具形式而已 , 基本等同于文字游戏 。
关于对仗问题 , 王力有一个发现对新诗极其重要 。 他说 , 因为要押韵 , 有时候不能不牺牲对仗 。这就是说 , 在古诗中 , 音乐性考虑常常要大于对仗的考虑 。 换言之 , 为了音乐性可以牺牲对仗 。 而闻一多恰恰做了相反的理解 , 试图对仗(也即均齐)大于音乐性 , 他忽视了在长短不一的诗句中 , 也仍然可以音乐性的可能性 。
情景搭配之法也自由自在 。 胡应麟《诗薮内编》尝探赜唐诗情景搭配之妙 , “作诗不过情景二端 。 如五言律体 , 前起后结 , 中四句 , 二言景 , 二言情 , 此通例也 。 唐初多于首二句言景对起……唐晚则第三四句多作一串 。 ……惟沈、宋、李、王诸子 , 格调庄严 , 气象闳丽 , 最为可法 。 第中四句大率言景 , 不善学者 , 凑砌堆叠 , 多无足观 。 老杜诸篇 , 虽中联言景不少 , 大率以情间之 。 故习杜者 , 句语或有枯燥之嫌 , 而体裁绝无靡冗之病 。 ”“李梦阳云:‘叠景者意必二 , 阔大者半必细 。 ’此最律诗三昧 , 如杜‘诏从三殿去 , 碑到百蛮开 , 野馆浓花发 , 春帆细雨来’ , 前半阔大 , 后半工细也 。 ‘浮云连海岱 , 平野入青徐 。 孤嶂秦碑在 , 荒城鲁殿余 。 ’前景寓目上 , 后景感怀也 。 唐法律甚严惟杜 , 变化莫测亦惟杜 。 ”
体裁上 , 杜甫是先锋派 。 站在唐诗前沿 , 独创 , 领军 , 绝不人云亦云 。 唐代五古上有所承 , 而七古、七律、七绝 , 于当时则相当于现在的新诗 , 形式全新 。 杜甫正长于此 , 这恰是唐诗生命力的关键 。 若无七言的创新 , 全是上承汉魏的五古 , 那么也就没有《秋兴八首》这样的绝作 , 也就没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
杜甫对当时时尚的、新兴的七言长句 , 有清醒的认识 , “近来海内为长句 , 汝与山东李白好 。 ”(《苏端、薛复延简薛华醉歌》) 。 被胡适讥讽为字谜的《秋兴八首》 , 是当时新式的七言长句 , 而非《诗经》已有的四句 , 也不是齐梁间已有的“骊六” 。
题材上 , 杜甫更是领风气之先 。 歌行职能的分开即是其独创 。 葛晓音说 , “杜甫的歌行共94首 , 其中歌33首 , 行51首 。 ”“相比较之下 , 杜甫的歌和行 , 虽然有一部分在题材方面没有明确分工 , 但‘行’诗中反映时事和述志咏怀的主题显然远多于‘歌’诗 。 这种差别在盛唐诗中并不存在 。 ”“毫无疑问 , 杜甫使歌行中的‘歌’与‘行’形成表现职能的大致分工 , 是他的重要独创 。 ”“ 杜甫的新题乐府借鉴汉魏晋古乐府即事名篇的传统 , 自创新题 , 不仅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同时代诗人 , 而且在艺术上也极富独创性 。 ”
诗歌散文化似乎是新诗的一大罪状 。 从唐诗的历史来看 , 杜甫可谓诗歌散文化的先行者和倡导者 , 下开宋诗以议论为诗的先河 。 在杜甫的古风中 , “有些句子简直就和散文的结构一般无二 。 尤其是在那些有连介词或‘其、之、所、者’等字的地方”“人有甚于斯 , 足以劝元恶”(杜甫《遣兴》) “完全或差不多完全依照散文的结构来做诗 , 叫做‘以文笔为诗’ , 这种诗和近体诗距离最远 , 例如:挽弓当挽强 , 用箭当用长 , 射人先射马 , 擒贼先擒王 。 杀人亦有限 , 列国自有疆 , 苟能制侵陵 , 岂在多杀伤 。 ” 新诗人艾青、王小妮、臧棣的诗又何尝不是如此?一说散文化 , 诗句过长 , 许多读者就吓退了 。 殊不知 , 老祖宗的诗正从散文处来 。 臧棣诗句“森林的隐喻 , 常常好过/我们已习惯于依赖迷宫 。 ”难道和杜甫的“人有甚于斯”不是一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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