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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家老大|明代基本法的律例和会典，均在万历十五年成熟和定型，原创

明代基本法的律例和会典 ， 均在万历十五年成熟和定型
萧家老大|明代基本法的律例和会典，均在万历十五年成熟和定型，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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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家老大|明代基本法的律例和会典，均在万历十五年成熟和定型，原创】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 ， 由明代官府修撰的《诸司执掌》、《皇明祖训》、《大明集礼》、《孝慈录》、《大明律》等法律典籍汇编而成的《大明会典》正式予以颁行 ， 这不仅标志着作为明代基本法的律、例和会典 ， 均在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成熟和定型 ， 而且 ， 展现出明代法制的完备体系和终极样貌 ， 成为封建社会法制建设的巅峰和终点 ， 所以 ， 万历十五年在明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上 ， 具有极不寻常的法治史意义 。 智者千虑 ， 终有一失 。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那部影响甚巨的《万历十五年》中 ， 除了记述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几个当朝关键人物外 ， 并未从法律上阐释和强调这一年的特殊性 。
我国封建社会从宋代开始 ， 开国之君非常注重“祖宗之法”的庄重与神圣 ， 励言强调继位之君须继承沿袭先王的律典 ， 这是对“祖制”的恪守、尊奉和效法 。 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坐殿不久 ， 即要求子孙对“祖法”应“谨当遵承、不敢逾越 。 ”明太祖朱元璋则将“祖法”看得更重 。 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四月 ， “诏中书编《祖训录》 ， 定封建诸王国邑及官属之制” 。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五月书成 。 在此后二十多年时间里 ， 朱元璋多次亲自修订《祖训录》 ， 《祖训录》被明代嗣君奉为“祖宗成法” 。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朱元璋亲手御制《大明律》后 ， 明确提出群臣子孙不得随意更改 ， 否则即以“变乱祖制”加以惩处 。 但顺时应变的朱元璋认为 ， “法令者 ， 防民之具 ， 辅治之术尔 ， 有经有权 。 律者常经也 ， 条例者一时之权宜也 。 朕御天下将三十年 ， 命有司律久矣 ， 何用更定？”其意是指 ， 后代君王可以用汇编条例的形式因时调整修补 ， 这无疑为后来制定律例留下了法定空间 。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问刑条例》正式颁布 ， 这是明太祖《大诰》的升级版 ， 它将众多典型案例加以梳理提炼 ， 变成更具稳定性的例 ， 这是对宋元两朝做法的借鉴和创新 。 从弘治五年（公元1482年）到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 ， 刑部诸多官员不断上疏 ， 建议在保留太祖《大诰》所定基调外 ， 重新修例 ， 且用例不用律 。 后由刑部尚书白昂主持删定的《问刑条例》施行长达五十年之久 。 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刑部尚书喻茂坚再次请求修例 ， 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刑部尚书舒化也主张重修《问刑条例》 ， 恰在此时 ， 礼部续修《大明会典》 ， 要求各部需将历年来制定的条例整理后 ， 送馆备用 ， 舒化执掌的刑部 ， 便借机编辑嘉靖三十四年以后与刑名相关者的事例 ， 于万历十三年上奏 ， 且完成“律为正文 ， 例为附注”的《大明律附例》 ， 一直到明末未做修改 。 由此 ， 明代自洪武三十年朱元璋择《大诰》要略附于律后 ， 明初期形成的“律诰合编”的法典编撰体例便演化为“律例合编” 。
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张居正为了预防新政改革“人亡政息” ， 奏请万历皇帝重修《大明会典》 ， 并亲自担任总裁 ， 遗憾的是 ， 他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去世 ， 这就是《万历十五年》一书第三章所写的“世间已无张居正” 。 张居正去世后 ， 新政的反对者们大举反攻清算 ， 万历皇帝除了叫停包括“考成法”和“一条鞭法”等在内的所有新政举措 ， 命右谕德赵志皋、洗马赵用贤、编修杨起元、王廷撰重修《大明会典》 ， 由时任首辅申时行领衔审查 ， 经过两年严格审读后 ， 于万历十五年正月进呈皇帝 。 自万历《大明会典》以后 ， 明代法典再也没有修订 。 《大明会典》得以在万历朝最终修成 ， 如果从朱元璋对后世子孙的要求来看 ， 可以被看做万历皇帝的职责分内之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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