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与中国上古史
两个名人卫匡国（1614-1661） ， 意大利人 ， 是中国明清交替之际来华的耶稣会会士、欧洲早期著名汉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神学家 ， 是继马可·波罗和利玛窦之后 ， 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又一名人 ， 其用拉丁文撰写了《中国上古史》、《中国新图志》、《鞑靼战纪》和《中国文法》4部介绍中国历史、地理和文化的著作 ， 被称为“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 。胡适（1891—1962） ， 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徽州绩溪人 ， 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 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 ， 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 ， 于共济会办的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 。 后改读文科 ， 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 ， 从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 。 杜威是美国共济会33级别大师 ， 胡适经他介绍入会为石匠学徒 。 1917年（26岁）夏杜威推荐胡适回国担任美国资助的北大任教授 。 （注：杜威和胡适的共济会身份资料可在美国共济会有关资料中查到 。 ）
卫匡国宣扬中国历史卫匡国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中国上古史首版于慕尼黑 ， 时为1658年 ， 4开本 ， 共362页 。 第二年又以拉丁文在阿姆斯特丹再版 。 书的全名为《中国历史初编十卷 ， 从人类诞生到基督降世的远方亚洲 ， 或中华大帝国周邻记事》 。 从这一冗长的标题我们可以知道 ， 卫匡国的这部书上自远古 ， 下至公元前一年 ， 即西汉哀帝元寿二年 ， 是一部断代史 。全书共分十卷 ， 内容大致为：首卷介绍了中国的神话和中国人的世界起源观 ， 如“混沌说”所谓“两仪未开 ， 其气混沌如鸡子 ， 盘古氏出 ， 则天地之道 ， 达阴阳之理” 。 还提到了伏羲、神农、黄帝等三皇五帝；第2卷为夏代史 ， 自禹至桀；第3卷为商代卷 ， 自汤至纣；第4、第5卷为周代史 ， 包括西周东周 ， 自公元前122年的周武王至赧王亡国(公元前255年)；第6卷为秦代史 ， 自秦昭王五十三年(公元前254年)至子婴降刘(公元前206年)；第7、8、9、10卷均为西汉史 ， 自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年)到哀帝刘欣(公元前1年) 。卫匡国想把传统的中国历史引入到欧洲史学体系中去 ， 引入到《圣经》的编年史中 。 这其中既有科学的成份 ， 也有宗教的动机 ， 两者调和在一起 ， 产生了卫匡国本不想看到的结果 ， 这就是由于他确认中国远古皇帝伏羲即位的年代较之《旧约圣经》所记述的挪亚洪水发生时间早了600年 ， 从而引发了欧洲思想界对于《圣经》记载的可靠性和中国纪年的长期争论 ， 使欧洲奉为经典的《圣经》创世说陷于窘态之中 ， 动摇了《圣经》和基督教会的权威 ， 并直接为欧洲启蒙思想家进行历史批判提供了依据 。胡适删减中国历史中华帝国风雨不透的文化及信仰 ， 终于在卫匡国死200年后有了动摇 。胡适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 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 ， 大力提倡白话文 ， 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 ， 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 共济会的中国门徒胡适及其弟子 ， 于20世纪初叶在中国发起彻底颠覆传统及史学中的“古史辩”运动 ， 以“层累地堆积的历史神话”论推翻和否定了自古以来谱序井然的中国上古三代（尧、舜、禹、夏）史 。 中国人在历史文化上的自尊自信自此遭受沉重打击 。 于是直到文革否定一切传统之“破四旧”运动 ， 以及1979年后三十年来全面西化运动 ， 现代中国人几乎不知何谓古代真正的中国 。
虚构的西方文明史17世纪耶稣会士将中国历史及历史学传至欧洲 ， 所发生的“震撼效应” 。 在1757年《百科全书》（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派的杰作）的“历史”条目中 ， 伏尔泰写道 ， 除了中国历史之外 ， 所有的“古老民族”的起源 ， 尤其是根据曼涅托等“天才”杜撰出来的埃及、巴比伦和腓尼基的历史 ， 都是荒唐的；它们都是在重复“真实的最古老、并且延绵至今的中华民族的历史” 。“世界史”并非历史学 ， 而是汉学的一个分支 。 它发端于“现代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 1540—1609年） ， 他运用中国的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 ， 参照“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门多萨版） ， 精心设计出“圣经编年”及其所展开的泛西方历史；再以它为经纬和纲目 ， 条理分明地处置、分配此前所有的杂乱无章、时间混乱的虚构历史（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安尼乌斯伪造的、包括古埃及—巴比伦—腓尼基等的“西方全史”、其时间夸张至几万、几十万年） 。 斯卡利杰所删订和整理的西方伪史 ， 被刊载于他抄袭中国天文历法及其时间概念的两部名著《时间校正篇》（De emendatione temporum）和《年代学宝典》（Thesaurus temporum）；它们充其量只是中国历史的时间序列的“粗糙翻版” ， 因而成为17—18世纪的西方学者根据更真实、更准确的中国资讯（主要是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 ， 进行反复修改、不断充实的雏形 。19世纪 ， 进入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之高峰期 ， 被修改完善的“斯卡利杰编年史”晋升至主流西方的知识殿堂 ， 成为“科学考古学”的指南 。 尽管如此 ， 几乎每一个考古“新发现”——实际上是指鹿为马、张冠李戴 ， 都要核对中国编年来进行更具体的时间定位；直到泛西方历史的空中楼阁完工之际（19世纪后期） ， “中国标准”（伏羲和尧曾被用做“时间基点”）像建筑支架一样被拆除——中国历史被砍掉一、两千年 。 这就是说 ， 原被当做建造西方伪史的“参照时间”的伏羲（最早的文字典籍《易经》）和唐尧（最早的天文学记载） ， 现在都不算历史了 。另一方面 ， 西方伪史也从宗教色彩变为“人文理性”的了 。 那就是 ， 先前斯卡利杰参照“中国时间”（历史年表、天干地支）设计的“圣经编年” ， 用于经纬西方伪史；再加上“科学考古学”根据圣经神话在近东、中东按图索骥、觅迹寻踪 ， 发现“古老文明”；但在功成事遂之际 ， 金蝉脱壳、去神还俗 ， 抛弃了宗教外衣（上帝退居幕后） 。就这样 ， 伟大的西方历史终于出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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