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战争|从老板数量、工薪族规模、个体户人员,看北上广深的真实家底( 二 )


经济普查的数据 , 另一个重要看点在于从业人员数据 。 相较于人口普查 , 经济普查统计的是在该地区的从业人员数 , 由于从业人员和法人单位有对应性 , 某种程度上比人口普查的人口数字更加精确 。
城市战争|从老板数量、工薪族规模、个体户人员,看北上广深的真实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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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深圳四普公报没有公布个体户从业人员数 , 深圳个体从业人员为推估数
从业人员中 , 分为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和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最多的是北京 , 1361万 , 其次是深圳 , 1243.54万 , 然后是上海(1170.9万)和广州(888.5万) 。 北京个体户的数量和从业人员数都是四大城市中最少的 , 北京市只有32万个个体经营户(经营主体) , 少于上海的(33.4万) , 深圳的(49.39万)和广州的(69.29万) 。 从2013年到2018年 , 北京的法人单位数增长了60% , 但是个体户的数量和从事个体工作的人口都下降了48%-49% , 反映“首都功能定位调整”下 , 小商户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 。
深圳四普公报中没有公布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情况 , 按照京沪穗三市一个个体经营主体平均对应2.19个从业人员来看 , 深圳的个体户从业人员约为108万(上图中即使用这一方式推估) 。 总体来看 , 广深的个体户远多于京沪 , 是个整体性趋势 。 北京个体从业人员64.6万 , 上海75.8万 , 两市相加约140万 , 少于广州这一个城市的153.51万 。
按照深圳个体户人员推估数 ,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从业人员总数分别为1425.6万 , 1247.7万 , 1351.68万和1042.01万 。 也就是说 , 在四个城市有工作的人 , 数量都超过了1000万 。
这里可以引入另一个非常有趣的指标 , 从业人口和常住人口的比值 。
【城市战争|从老板数量、工薪族规模、个体户人员,看北上广深的真实家底】
城市战争|从老板数量、工薪族规模、个体户人员,看北上广深的真实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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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和常住人口的比值 , 简单说就是这个城市的常住居民中 , 有多少人是在“上班”的(包括当老板的和个体户) 。
全国从业人员和城镇常住人口的比值是65.4% 。 具体到京沪深穗这几个城市 , 有的城市管辖的非都市化地区面积较大人口较多(如上海崇明就有70万人) , 还有的城市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有一些人可以只居住不上班(譬如广州的“城中村”的一些房东或者猎德有N套房的人) , 这都会导致全市居民中“上班”的比例相对较低 。
从统计技术上 , 深圳、广州两市在统计金融业从业人口时 , 均统计了全部的保险业从业人员(无论全职还是兼职) , 因此保险业从业人数非常庞大 , 且和其他行业之间存在一些重叠 , 因此它们的从业人员数量整体上可能有数十万人的高估 , 但从整体来看 , 深圳市从业人员和常住人口的比值仍然最高 。
在上述几方面之外 , 从业人员和常住人口的比值 , 主要有四方面的影响因素 。 首先是人口结构 , 其次是灵活就业规模 , 再次是职住分离 , 最后是人口统计误差 。
如果一个城市的居民大多“上有老 , 下有小” , 整体上以居家过日子为主 , 城市常住人口中就会有更多的老人和小孩 , 从业人员和常住人口的比值就比较低 。 如果一个城市的大量居民都是没有成家立业 , 既没有接来老人 , 也没有生孩子的 , 那么这个城市的从业人员和常住人口之比就比较高 。 一般而言 , 由于非户籍人口无法平等享受城市的各项福利待遇 , 城市非户籍人口基本都是只在这个城市工作 , 老和小都在老家的 。
很明显 , 北京和深圳这两个城市这一现象最为明显 , 北京户籍门槛高 , 大量北漂在北京是孑然一身 , 或者只是小情侣小夫妻 , 没有老人和小孩 。 深圳虽然户籍门槛低 , 但由于外来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 , 因为受教育程度、农村土地分配等原因 , 这部分产业工人落户率也很低 , 相当多的工人小孩在家“留守” , 也使得深圳的老人小孩比例较低 , “上班”的人绝对比例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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