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政策很好,下面辦事好狠

上面政策很好,下面辦事好狠
朋友圈里 , 很多人在转发山东合村并居的报道 。

相信几乎所有转发的人 , 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创新创造” , 更多是出于一种忧虑 。

合村并居 , 甚至要“消灭村庄” , 包括山东在内 , 前些年不少地方搞过一阵子 , 说来算不得新鲜事 。

以为这股风潮已经过去了 , 孰料想又卷土重来 , 闹腾得很起劲 。

这事在价值判断上 , 没啥好说的 , 也断不会有新意 。 记得几年前 , 在山东调研的专家曾感叹 , “还没有碰到不被抱怨的农民上楼、重建” 。

说白了 , 不过是面对土地资源硬约束的形势 , 贼溜溜地盯上农民的宅基地 。 不择手段地拿过来 , 以复垦的宅基地增加耕地 , 换取建设用地指标 。

农民被“逼上楼”或“打进楼房” , 一向是有名分和来头的 , 做起来甚至很崇高 。

此番山东一些地方的说辞 , 想必也不过是建设农村新型社区 , 让农民过上“城里人”的好日子云云 。

我决计不相信 , 强拆民居拿走宅基地 , 宅基地转化后的增值收益 , 农民会真正享有 。
上面政策很好,下面辦事好狠。
“被上楼” , 在当地干部眼中 , 是对农民的“恩惠”与“拯救” 。

无可避免的悲哀 , 不单是土地被掠夺 , 而更是“被上楼”的农民都“搬穷了” , 还会被贴上“满足民生诉求、改善民生福祉”的标签 。

农村一直被称为中国社会的“减压阀”和“蓄水池”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在下半年引发了较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 , 正是有家可回、有地可种 , 中国社会避免了大的震荡 。

疫情之下 , 城市用工规模大减 , 这是不争的事实 。

被迫返乡的农民回到无根的乡村 , 住在喝口水、冲个厕所都要花钱的高楼里 , 那情形一定不会有官媒描述的那般惬意和从容 。

合村并居、赶农民“上楼” , 从中央层面来说 , 我没看到过任何文件和提法是支持鼓励的 。 倒是政界学界人士旗帜鲜明地一贯加以反对 。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陈锡文曾指出 , 和平时期大规模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 , 史无前例” , 告诫这么搞下去要出问题的 。

具体到省级层面 , 态度似乎也是明确的 。 报道说 , 面对种种质疑 , 6月17日 , 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

省自然资源厅主要负责人表示 , “拆不拆、搬不搬、建不建 , 由农民群众说了算 , 村民同意率必须达到95%以上才能实施 , 不搞强迫命令‘一刀切’ , 不能增加农民负担” 。

到了地方 , 合村并居却搞得热火朝天 。 “正能量”的采访人员们下去采访 , 结论一定是绝大多数农民“举双手赞成” 。

事实上 , 基层干部连哄带骗 , 忽悠不下去了就讲狠强拆 。
上面政策很好,下面辦事好狠。
于是 , 这就引出一个话题:上面政策很好 ,下面办事好狠 。

问题出在哪里?

“下边”当然有问题 , 受利益驱使 。 土地可以卖钱 , 人不能;土地增加财政收人 , 人增加财政支出;土地是“宝贝疙瘩” , 人是“包袱” 。 在地方官员眼里“地贵人贱” 。

遂将古老的“五行说”之中的“土生金”(即土地价值)理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 没有什么法律、道义的力量能够阻拦利益集团的推土机 。

“上边”有没有责任?很难说没有 。 “下边”不执行政策 , 或执行走样 , 一定程度上讲 , 是“上边”仅满足于表态 , 对冒出来的问题视而不见 , 甚至默许纵容所致 。

上面政策很好 ,下面办事好狠 , 并非仅存在于合村并居这件事情上 。

在诸多方面 , 都有这种情形 。 比如 , 在改善营商环境上 , 在扫黑除恶上 , 在环境整治上等等 , 不胜枚举 。

上面政策很好 , 缘于执政合法性和政治正确的考量 , 这无可厚非 。 下面办事好狠 , 缘于上下级之间的政绩共同体 。

下级官员的政绩 , 是上级官员政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 就合村并居而言 , 建设用地指标增加了 , 就可大量新上工业项目 。 GDP和财政收入这些显性的政绩上去了 , 上下皆大欢喜 。

至于农民被上楼后 , 日子是变好还是变得不好 , 就未必那么重要了 。 因为这些属于看不见、摸不着 , 或看得见、摸得着也无关紧要的隐性政绩 。

如此一来 , 为了共同的政绩 , 哪怕是侵害百姓利益的行为 , 都可以用漂亮的理由包装 , 摆到桌面上来 。 上级更容易出面为下级开脱 , 下级也就更显得理直气壮 。

问题的症结在于 , 公众很难进行有效的监督 , 说重一点是权利贫困 。

如果不能使具有自利性的政府权力受到制约 , 上面政策很好、下面办事好狠的怪圈 , 就很难打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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