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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体制内优厚待遇，坚持地下写作二十年

五年前的6月6日 ， 捷克作家瓦楚利克去世 。 因为他的作品没有中译本的缘故 ， 在中文网络世界里 ， 相关新闻寥寥 ， 以至于我在那年的7月初才知道这个消息 。 对于国人来说 ， 这本就是个陌生的名字 。但在早期微博时代 ， 瓦楚利克的许多句子常被引用 ， 尽管大多数引用者并不知道原始出处 ， 比如“只有在不需要谈论自 由的地方 ， 自 由才真正存在” 。捷克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国度 ， 卡夫卡与哈谢克曾交相辉映 ， 米兰·昆德拉、赫拉巴尔和克里玛等人则在这数十年间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 而且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 ， 捷克作家从不仅仅是作家 ， 还是这个弹丸小国走出黑暗的重要力量 。捷克作家的可贵之处 ， 在于他们从来没有借批评时弊来为自己开脱 ， 而是将自己视为社会原罪的一部分 ， 永远不忘自省 。 正如作家诺沃麦斯基在布拉格之春的发端——捷克斯洛伐克作协第四次大会上所说的那样：“我们曾努力说服我们的读者 ， 要他们相信谎言是正确的 ， 我们曾使一代人误入歧途和产生混乱 。 他们现在正站在这个会议厅的外面 ， 无依无靠 ， 不知所措 。 对于这一代人 ， 我们必须还给他们自信、信任和真理 ， 但首先我们必须在自己心中找到这些东西 。 ”放弃体制内优厚待遇，坚持地下写作二十年
在此后的数十年间 ， 捷克作家做到了这一点 ， 他们无愧于心 。瓦楚利克就是捷克作家群中的重要一员 ， 与昆德拉和赫拉巴尔等人一样 ， 长期在捷克波希米亚地区活动的他也是摩拉维亚人 。 他的故乡兹林 ， 是摩拉维亚东部地区兹林州的首府 ， 欧洲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上世纪60年代 ， 瓦楚利克与其他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一样 ， 从家乡来到首都布拉格 。 如果他安于现状 ， 积极唱赞歌 ， 那么必然生活无忧、名利双收 。但在1967年5月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 ， 他的发言石破天惊 。 当时与他一起发言的作家同样声名显赫 ， 分别是伊万·克里玛和米兰·昆德拉 。那时的捷克正面临困境 。 锁匠出身的总统诺沃特尼迷信个人权威 ， 经济急剧滑坡 。但滑坡的经济对既得利益者并没有影响 ， 政府也对作家们呵护备至 ， 既有政治地位 ， 也有经济保障 ， 在日常生活中有各种特权 。 当然 ， 他们也有义务 ， 那就是无条件唱赞歌 。 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不符合意识形态 ， 那么作品就无法发表 ， 特权也会被剥夺 。捷克作家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桎梏 ， 布拉格之春的波澜正是由他们开启 。就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前夕 ， 瓦楚利克的小说《斧头》在争议声中出版 。 这位出身乡村木匠家庭 ， 曾做过鞋匠、教师和采访人员的作家 ， 以布拉格采访人员为主人公 ， 以摩拉维亚故乡为蓝本 ， 通过主人公对逝去父亲的回忆 ， 描述一位村书记的理想和农业集体化过程 。 小说描写了农业集体化对乡村生活及伦理的破坏 ， 国家机器对民众生活的侵袭 ， 与主流观点全不相符 。这样的作品当然会让瓦楚利克成为被批判对象 ， 何况 ， 他在作协大会上的发言更为振聋发聩 。在1967年6月27日召开的会议上 ， 比瓦楚利克更先发言的是米兰·昆德拉 。 他认为在诺沃特尼领导下 ， 捷克文学已大大落后于欧洲主流 ， 沦为宣传品 。相比昆德拉 ， 瓦楚利克的批评更具广度 ， 直指不受控制的权力 。 也正因为激烈言论 ， 瓦楚利克比昆德拉获得了更严厉的惩罚 ， 与克里玛等人被开除出捷共 。诺沃特尼亲自宣布了这一决定 ， 他公开表示 ， 作家们“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 但作家们在作协会议上的表现所引发的国内呼声 ， 却是诺沃特尼无法阻止的 。1968年1月 ， 诺沃特尼下台 ， 杜布切克上台 ， 布拉格之春开始 ， 杜布切克还为瓦楚利克等人恢复名誉 。那年的6月27日 ， 也就是在作协四大上发言的整整一年后 ， 瓦楚利克起草《两千字宣言》 ， 在布拉格的《文学通讯》等多家报刊上发表 。《两千字宣言》是布拉格之春的纲领性文章 ， 但并非唯一 。 当时 ， 改革派的最重要阵地是《文学通讯》杂志 ， 许多振聋发聩的文章都在这里首发 。宣言里的许多句子都非常著名 ， 比如“统治的最大骗局 ， 就是把自己的专横说成是人民的意志” ， 又如“削弱统治权威的 ， 并不是批评和反对意见 ， 而是制度问题 。 ”在声明最后 ， 他写道：“这个春天刚刚结束 ， 已一去不复返了 。 到了冬天 ， 一切便可见分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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