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大学|这家中国工业巨头凭什么?,从亏损几千万到年赚千亿( 三 )
1992年3月 , 在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 , 774厂总会计师王东升做了财务情况报告 , 在报告中 , 他是这么说的:
企业严重亏损 , 生产技术设施日益陈旧 , 人员负担越来越重 , 国家不管 , 只有靠借钱来维持 , 借了钱又增加亏损 , 给你项目投入钱又出不来效益 。 日复一日 , 年复一年 , 亏损不断增加 , 企业陷入了经济恶性循环的困境中 , 难以自拔 。
老厂长卸任前夕 , 感叹到:我们失掉了很多机会 , 那就是命运 。 他对王东升说:“你们赶上了好时代 , 就发挥吧 。 ”
这个企业的主营业务 , 几乎都快没了 。 王东升如何挽救这个濒死的巨人 , 并找到持续增长的第二曲线?
这是一个人、一群人和一个企业的波澜壮阔的史诗 。 从无人问津的弃儿 , 到液晶面板工业稳居世界前三 , 京东方花了二十几年时间 。
尽管一开始难免磕绊 , 幸运的是 , 他们最终摸索出了高技术工业持续增长的方法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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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死回生
接过774厂的担子 , 王东升有自己的想法 。
王东升向北京市直属领导提出了接手的几个条件:
第一 , 支持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 , 走市场化道路;
第二 , 从厂长起 , 带头取消官本位和国企的等级制度 , 向职业经理人过渡;
第三 , 不能老开会浪费时间 , 让厂长把主要精力放在企业改革与发展上;
第四 , 出国审批要便利 , 要鼓励企业领导人出国考察 , 到国外现场去看先进技术 , 理解技术的发展 , 了解市场动态(原来厂级领导一年只能出国一次);
第五 , 落实厂长负责制 , 副手由企业自己选定 , 只有书记和厂长归市里直接管理 。
这几个条件 , 市里都接受了 。
当时774厂已经成为北京市第一大亏损企业 , 而且市政府也无法承受让一万多人的企业破产的社会后果 。 在这种压力下 , 政府也松开了手 。
股份制改组 , 是救活774厂这匹“死马”的最后一招 。 经过连年亏损 , 774厂已经资不抵债 , 其全部资产都是对银行的负债 , 有点收入就会被银行从账面上直接划走支付利息 。 在这种情况下 , 企业的转型和结构调整都无从说起 。
774厂快要完蛋 , 王东升号召职工买厂里的股票 , 好完成债转股 。 当时厂内流传着“京东方的股票能上市是天方夜谭”的话 , 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响应新领导班子的号召 。 大多数人买股票的动机是为了拯救企业 , 而且也看到王东升这帮年轻人确实是拼命做事的人 。
1993年4月 , 以774厂的经营性资产出资(国有股) , 以2600多名干部和员工(大约占全体职工的五分之一)的现金集资670万元(只够发3个月的工资)出资(职工股) , 加上银行的债转股(法人股) , 成立了混合所有制的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公司 , 王东升任董事长兼总裁 。
然后 , 以从职工募集的670万元为抵押 , 又获得了等额的银行贷款——这就是东方电子集团的第一笔改革“种子基金” 。
于是 , 东方电子集团开了亏损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先河 。
“北京东方电子集团”名称存在的10年 , 是从774厂转变为京东方的第一个阶段 。
债转股完成后 , 企业状况仍很艰难 , 王东升做了两个断臂求生的决策:其一 , 给各个子公司下放权利 , 令其自负盈亏;其二 , 裁撤冗员 , 这一步很难 , 虽说774厂是个烂摊子 , 但好歹算个铁饭碗 , 那个时候经常有老员工哭天喊地讨说法 , 为了稳定军心 , 王东升不得不请来厂里的老人维持局面 。
5年时间里 , 东方电子集团基本上没有新的资金注入 , 一直处于窘迫状态 , 没有能力做出像样的投资 。 在这种条件下 , 发展新业务主要是通过以现有的资产与其他企业合作的方式 , 用王东升的原话说是“以存量的集约化调整和嫁接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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