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仲兵：允许摆地摊，就不需要发红包了吗？( 二 )
2、摆地摊与发红包是两个不同的议题有人说：允许摆地摊比一万个红包都要强 。 我想问的是：摆地摊能替代发红包的作用吗？摆地摊与发红包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吗？如果我想摆最简易的地摊 ， 但没钱 ， 拿什么摆？退而求其次 ， 我选择无成本的口技表演 ， 那也得先吃了饭才有力气 ， 但饭钱尚无 ， 有个红包是否更好？我的回答是 ， 允许摆地摊与发红包是两个不同的议题 ， 地摊有地摊的作用 ， 红包有红包的意义 ， 既可以分而施之 ， 也可以合二为一；地摊是个体经济自主行为的体现 ， 红包是公力救济的责任 ， 二者相辅相承 ， 共同化解广大弱势群体在困难状态下的生存危机 ， 岂不更好？所以 ， 强化地摊而淡化红包的观点 ， 一是犯了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错误 ， 二是客观上在为有关部门不发红包提供借口和理由 ， 进行开脱 。《南方周末》采访人员结合“两会”数据 ， 根据财政部官方公众号和新闻发布会数据 ， 梳理出自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以来中国政府的抗疫账本：四个月来 ， 中国疫情防控支出已上千亿 ， 全年复工复产的经济扶持预计逾两万亿 ， 全年财政支持规模逾八万亿元 。如此辉煌的抗疫成绩 ， 是不是应该为“红包雨”留有一席之地 ， 以便让更多人有条件去摆地摊？其实 ， 真实的投资拉动率只有可怜的20%左右 。 从经济学角度 ， 红包对于穷人的纾困道理全世界都懂 ， 只能用于当下生活开支 ， 比摆地摊更能直接进入生存型消费者行列 ， 所以大家都在发红包 ， 而不是摆地摊 ， 也不是消费券 。 先输血 ， 再造血；先吃草 ， 再挤奶 ， 这个顺序不能乱 。
三、地摊经济是自由和权利1、摇摆的文明观在从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型过程中 ， 我们最不缺的就是“小贩大战城管”的种种传奇故事（网上还曾有一个同名的儿童版游戏） ， 也因此出了多起人命案 ， 说明“文明城市”这个虚荣主义的面子工程已经到了必须反思和改变的时候了 。《侠客岛》5月28日：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之下 ， 中央文明办决定 ， 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今年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疫情之下就业压力加巨 ， 倒逼行政部门别无选择地向社会妥协 。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 摆地摊只是处于“被允许”的救急之策 ， 并没有法律制度的强有力保障 ， 绝非一劳永逸的万金油 。当下的悖论是 ， 图了烟火气 ， 缓解了表象就业 ， “城市文明”还要不要？是以前的禁摊令不文明了 ， 还是现在的纵摊令更文明了？设若某时经济和社会压力减弱 ， 地摊经济作用衰减 ， 会否再次城管进而地摊退 ， 再次以“创建文明城市”为核心？
2、经济自由需要法律保护地摊经济是人类追求群居生活方式 ， 将多余生活用品进市交换而“建城设市”以来惯有的社会现象 ， 所以也是市场经济的雏形 ， 更是经济自由权利的象征 。 当下放开路边摊 ， 是赋予经济自由人待遇的体现 ， 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很大 。《清明上河图》中显得杂乱无间的商业布局 ， 就是城市化初期“地摊经济”的样本 ， 说明地摊经济从古自今对从小做起的弱势群体来说意义非凡 。 大为城 ， 小为市 ， 这个人类文明的进化本义何以消失良久 ， 何以忽而再生？说到底 ， 地摊经济只是特殊时期的一项妥协性和临时性的特殊政策手段 ， 极可能会如《侠客岛》对文明城市的双标解读一般 ， 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而面临随时收回的可能 。 就此 ， 如果真的想让地摊经济与城市文明长期共存下去 ， 仍需在法制高度进行立法 ， 方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其生存空间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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