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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研究|欧阳修与蔡襄朋党政治因素间接导致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失败( 三 )


据上述 ， 自景祐三年五月十一日为范仲淹饯行于“祥源之东园”时起 ， 与范、尹、余、欧等交好之在京士大夫之间就开始频繁聚会 ， 为相继贬官的余靖、尹洙、欧阳修等送行 。 在十多次聚饮活动中 ， 明确提到有欧阳修、蔡襄同时参加者多达六次 ， 十八日欧阳修与王拱辰送余靖不及 ， “过君谟家”夜饮 ， 同饮者还有同年刁约；二十日欧阳修等送尹洙于固子桥西兴教寺 ， 留宿于寺中 ， 次日 ， “君贶、君谟……皆来会饮 ， 晚乃归” 。 是日欧阳修贬夷陵之命下 。 据此可知 ， 在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之前 ， 欧、蔡之间已经有过接交 。 欧阳修谪令下后 ， 欧、蔡等人的聚会更加频繁 ， 二十三日王拱辰家会、二十四日晚薛公期家会、二十六日祥源东园之会、二十七日欧阳修家会及二十八日之送行会蔡襄均有参加 。 如此频繁的聚会 ， 充分反映了此时欧阳修与蔡襄的关系已经十分密切了 。 除蔡襄外 ， 与欧阳修多次会饮并为其饯行的还有同年王拱辰与刁约 。 另外 ， 参加此次聚会活动的还有尹洙、余靖的同年叶清臣、胡宿、王洙、郑戬、张先等 ， 他们虽未站出来为同年辩解 ， 却通过频频参加聚会的行动来表明其同情同年的立场 ， 这正是同年关系对朋党政治产生影响的重要表现 。 此次京师会饮给欧阳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他在景祐三年冬赴夷陵的途中给内弟薛公期的信中称：“每忆君谟家会 ， 颇如梦中 。 未知相见何时 ， 惟自爱而已 。 ”“君谟家会”当指上述之十八日晚于蔡襄家的聚会 ， 参加这次聚会的除了欧、蔡外还有薛公期及同年刁约 。
朋党事件后的京师会饮是欧阳修与蔡襄正式交往的开始 ， 从此两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 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英宗治平末蔡襄去世 。
值得一提的是 ， 由于欧、蔡的积极介入与高调树党 ， 导致这场普通的政治事件被升级为朋党运动 ， 并开启了北宋历史上的朋党时代 。

家谱研究|欧阳修与蔡襄朋党政治因素间接导致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失败
本文插图

虽然此次党争的中心人物范仲淹与吕夷简及直接向皇帝上书营救范的余靖、尹洙等人对党争的发展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 但正是欧阳修与蔡襄的参与 ， 使得党争扩大化 ， 而他们参与党争的方式也对后来的党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在此次党争中 ， 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因为参与营救范仲淹、移书斥责谏官高若讷而被贬为夷陵令 ， 他在信中严厉地批评了没有主动营救范仲淹的高若讷 ， 称余靖、尹洙均因上书被贬官 ， 而“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 ， 出入朝中称谏官 ， 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 。 欧阳修贬官后 ， 时在京师的同年蔡襄激于义愤 ， 作《四贤一不肖》诗以激赏之 。 蔡襄除了在诗中赞赏欧阳修等人外 ， 还对高若讷大加挞伐 ， 直斥其为不肖小人 。
【家谱研究|欧阳修与蔡襄朋党政治因素间接导致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失败】欧阳修因为高若讷没有替范仲淹说话而写信加以责挞 ， 蔡襄则直接将其斥为“小人” ， 这是典型的党同伐异的行为 。 身为谏官的高若讷虽然没有替范仲淹说话且对范颇有微词 ， 但在欧阳修责难他之前 ， 也并未公开攻击过范仲淹 。 再者 ， 作为谏官 ， 高若讷并没有替范仲淹说话的义务 ， 是否替范出头 ， 只是个人的立场问题 ， 应与人品无关 。 而欧、蔡将政治立场与个人品格混为一谈 ， 以君子自居 ， 把持不同立场的高若讷斥为小人 ， 将缺乏客观标准的君子、小人论引入党争中来 ， 对北宋后期那种以不同立场为标准划分君子、小人 ， 以君子、小人划分党派的党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 此外蔡襄的《四贤一不肖》诗公开标榜范仲淹等四人为君子 ， 并对他们的朋比行为大加激赏 ， 故他对君子有党论的阐释要早于欧阳修的《朋党沦》 ， 而其对肇始于北宋中期的朋党论实有开启之功 。 关于这一点 ， 蔡襄的同年田况说得很明白 ， 他说：欧阳修被贬后 ， 同年生蔡襄作《四贤诗》以激赏之 ， “人到于今讽诵且笑之 。 然‘朋党’之说兆于兹矣” 。 2.欧阳修、蔡襄与庆历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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