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沁|科尔沁文化——百花园里的草原之花绽放得更加靓丽(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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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科尔沁文化——百花园里的草原之花绽放得更加靓丽】
诸多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的项目之所以成为被抢救和保护的对象 ， 无外乎是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 ， 使得这些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失去了社会实践的生命之源 ， 被时代所扬弃 ， 如果我们不能顺应时代潮流 ， 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 ， 仅仅依靠着政策的保护 ， 前途堪忧 。
从地域文化角度看 ， 通辽市位于西辽河流域的核心区域 。 西辽河流域是个自然地理概念 ， 包括西辽河及其上游支流老哈河水系、西拉木伦河水系和乌力吉木仁河水系 ， 流域面积总和约十三万平方公里 ， 是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的过渡带；是横贯东西的欧亚大草原丝路的东部节点；是沟通北方草原与中原的交通枢纽；是北方草原文化中原农耕文化及东北渔猎文化的交汇处 。 这种特定的地域区位 ， 使西辽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成为东西南北各方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大驿站”“大熔炉” 。
考古学家们在距今约5000年至4500年的南宝力皋吐遗址发现了六种以上的考古学文化元素 ， 证明在当时已经存在远距离的文化交流 ， 西辽河流域已经成为多种文化交流汇集之地 。 “西辽河文明”被国家重点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认定为与“长江文明”“黄河文明”并列的中华文明三大源头绝非偶然 。 “西辽河文明”作为文化区域 ， 并不与西辽河流域重合 ， “西辽河文明”核心区域在西辽河流域 ， 其外缘超出了西辽河流域 。
距今约三百多年前 ， “嫩江科尔沁部”向西南方向发展 ， 其中一部分来到了西辽河流域 ， 为“西辽河文明”增添了新的文化元素 。 西辽河科尔沁部也在新的环境中形成了诸如“胡仁乌力格尔”“科尔沁叙事民歌”及科尔沁方言土语等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新的民族文化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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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文化角度看 。 一方面 ， 科尔沁部落自身发展的历史轨迹为我们认知“科尔沁文化”提供了历史的视角 ， 能够从更宏观的长时段去考察认知对象 。 从始祖科尔沁到嫩江科尔沁 ， 到西辽河科尔沁 ， 再到今天的通辽市的科尔沁 ， 从历史深处走来 ， 每一步都在“科尔沁文化”中留下了印痕 ， 这是我们解读“科尔沁文化”的钥匙 ， 有助于我们对“科尔沁文化”的理解 ， 也会对我们传承和弘扬“科尔沁文化”有所启示 。
另一方面 ， 是如何评价“科尔沁文化”的历史地位 。 这需要另外的参照系 。 把“科尔沁文化”放到“西辽河文明”的体系里 ， 放到中华文明的大背景下观照 ， 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 各民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 。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 民族文化元素与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相结合 ， 便形成了带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 。 由各地区“区域文化”的“多元”合而成为“一体” ， 即：中华文化共同体 。 “西辽河文明”作为其中的“一元” ， 以其区位优势而形成的“混合文化”特征 ， 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 。 在文明起源阶段为中华文明三大源头之一；在中古时期 ， 辽王朝开启了“大中华”的历史新阶段 ， 打破了“内中华而外夷狄”的长城界限；近古时期 ， 蒙古族“嫩科尔沁部”与努尔哈赤联合建立了大清王朝 。 “满蒙联姻”使科尔沁部成为清朝皇室的骨肉至亲；盟旗制度使科尔沁部成为清王朝的北疆长城 。 清王朝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集大成者 ， 科尔沁部参与了多民族共创中华的收官之作 。 从科尔沁草原走出去的孝庄文皇后、僧格林沁为大清王朝作出了重大贡献 ， 也是为中华民族历史建立的不朽功勋 。
把“科尔沁文化”放到“西辽河文明”这个区域文化的结构里 ， 放到中华文明史的大背景下观照 ， 方能彰显出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 才能充分评价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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