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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伤医事件频发，我们该如何应对？

来源：新京报不久前 ， 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陶勇主任在被患者砍伤后 ， 重返工作岗位 。 但就在4月 ， 疫情还尚未结束 ， 湖北孝感市中心医院的口腔科就又发生了患者“带刀医闹”事件 ， 再度引发社会对医护人员安全的担忧 。暴力伤医事件频发 ， 背后的深层症结是什么 ， 如何破解 ， 成为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话题 。现状：暴力伤医事件近十年呈上升趋势在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蔡卫平的观察中 ， 近年来杀医、伤医案屡见不鲜 。 10年来 ， 暴力伤医事件总体呈上升趋势 。他援引一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 ， 2001年7月至2018年7月的17年间 ， 导致医务人员死亡的伤医案件一共有47件 。 广东、江苏、四川、浙江和北京是发生最多的省市 。 发生在三级医院的暴力伤医事件最常见 ， 占67.6%；二级医院发生69例 ， 占23.8%；一级医院发生12例 ， 占4.1% 。“医院等级越高 ， 规模越大 ， 其报道的暴力伤医事件越多 。 ”蔡卫平介绍 ， 暴力伤医事件发生率从高到低的科室分别为急诊科、门诊大厅、内科、ICU 。 门急诊则一直是普遍高发的科室 ， 而急诊科的暴力伤医事件发生率有显著增长 。探因：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医患沟通不足蔡卫平认为 ，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 ， 患者无论大病小病都倾向于去大医院诊疗 ， 而我国医疗资源总量匮乏 ， 大医院人满为患 ， 一名医生每天要面对数以百计的患者 ， 体力和精力的严重透支导致医患沟通减少 ， 容易造成医患矛盾 。而与此同时 ， 医保支付水平较低 ， 但患者期望值较高 。 蔡卫平指出 ， 医保支付系统低水平广覆盖 ， 很多患者“因病致贫”或者“因病返贫” ， 且因医保限额导致部分慢性病患者难以入院治疗 ， 加重经济负担 ， 患者情绪在日积月累下容易暴发 ， 把不满发泄到医务人员身上 。蔡卫平还指出 ， 青年医生多在临床一线工作 ， 其直接面对大量患者 。 现在的病历要求他们签署多种知情同意书、案牍工作非常繁重 ， 与患者沟通时间减少 ， 导致了医患信任关系建立的困难 。 另外 ， 医生承担很多与医疗无关的工作 ， 如找床位、催缴费、医保控费等工作 ， 导致矛盾双方利益冲突 ， 矛盾不可调和 。 这些都为暴力伤医事件的发生埋下隐患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侯建明认为 ， 近年来 ， 医患纠纷频频发生 ， 恶性暴力伤医、杀医事件更愈演愈烈 。 而部分医疗机构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赔钱道歉 ， 更是纵容了伤医行为 ， 使一部分患者及其家属把“医闹”当作解决医患纠纷、发泄对医院不满的捷径 。从法律层面看 ， 侯建明说 ， 尽管我国《国家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指出“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 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 ， 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 。 国家采取措施 ， 保障医疗卫生人员执业环境 。 ”但对于医闹群体入罪时机和打击措施未做具体阐述 。建议1：减少医生非医疗工作任务蔡卫平建议 ， 增加医务人员与患者交流的时间 ， 把时间还给病人 ， 强化人文关怀 ， 最大限度减少医疗文书书写 ， 推行表格病例 ， 提高电子病历效率 。同时 ， 减少医务人员跟医疗工作无关的工作 ， 减少医患矛盾的诱发因素 ， 如催缴费、病床使用率、周转率 ， 医保控费等工作 。“如果病人本来就对疗效不满意 ， 医生又来催缴费 ， 或者病人还没治好 ， 因为病床周转率指标 ， 医院不得不赶病人出院 ， 这都是很重要的根源 。 ”蔡卫平坦言 ， 如今压在医生身上的非医疗事务太多 ， 医生并没有太多时间真正去给病人看病或讨论病人治疗方案 。建议2：提高暴力伤医违法成本在侯建明看来 ， 目前只有当医务人员遭遇到“多次扰乱社会秩序、导致医疗工作无法继续、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等情节严重的“医闹”行为 ， 执法部门才依据《刑法》中相关规定对医闹涉事人员做出相应处理 。 但此时对于施暴者的追究刑罚 ， 已经无法弥补医务人员受到的严重伤害和损失 ， 甚至发生死、伤等难以挽回的惨痛结局 。他认为 ， 应将扰乱社会秩序、违法犯罪的医闹行为遏制在萌芽阶段 ， 才能更好地保障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 。 因此 ， 建议对于扰乱医疗工作秩序 ， 有暴力、过激倾向的医闹行为 ， 一旦发生 ， 即从重入刑 。侯建明提醒 ， 现有法律法规对非暴力行为或施暴未遂情况未作出明确规定 。 例如 ， 拒不完全统计 ， 除暴力伤害行为之外 ， 还有约60%的医务人员遭受过语言暴力 ， 7.9%的施暴者采用拉横幅、摆花圈、逼迫医生下跪等方式进行伤害和侮辱 ， 2-3.8%表现为跟踪、尾随和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 。侯建明认为 ， 针对上述行为可能因为法律践行困难和条款漏洞 ， 而令施暴者免于定罪或降级处理 ， 让伤医者更加有恃无恐 ， 造成对医务人员的二次滋扰和伤害 ， 甚至让言语暴力进阶为肢体暴力行为 。为此 ， 他建议 ， 应当在涉及医务人员权益的相关法律和刑法中明确医闹性质和行为 ， 在定罪量刑时不能只考虑是否造成伤害结果 。 对于存在暴力倾向但未造成伤害结果的 ， 情节严重者按既遂处理 。蔡卫平也表达了同样观点 。 他建议 ， 通过完善现有法律 ， 为暴力伤医定性与从严定罚 。建议3：引导以司法途径解决纠纷侯建明认为 ， 现阶段多数患者及家属不了解有关医疗纠纷的司法程序 ， 误认为其中涉及部门多、审理过程复杂、经济能力难以支撑 ， 导致维权困难转而通过暴力伤医行为泄愤 。 因此 ， 有关法律条文和司法流程的普及十分重要 。他建议 ， 简化诉讼、仲裁等司法程序、将医疗事故责任鉴定过程标准化、透明化 ， 为患方提供法律援助 ， 都有助于鼓励其在对医疗行为存在异议时 ， 通过合法途径申请医疗事故责任鉴定 ， 采取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利 ， 减少暴力泄愤事件 。蔡卫平同样认为 ， 应通过公平司法与积极普法 ， 促进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化与可及性 ， 引导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 遇事找法 ， 不可采取过激手段 ， 让暴力伤医零容忍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他还建议 ， 可以建立第三方评价系统 ， 降低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度 。 如医保局或保险公司评价医疗方案与医疗效果 ， 避免患者对整体医疗系统的不信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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