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研究王传奇 | 清康熙、乾隆二朝明史观之比较( 二 )


《明史》各本纪之赞对明代帝王的评价 , 无疑与康熙“于古之圣君哲后 , 未敢漫加评骘也”的原则有直接关系 。 与此相同 , 乾隆本人的明史观亦直接决定了其朝文人对待明史的态度 。
在乾隆谕旨下编纂的《明通鉴纲目》及其自撰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明代部分中 , 乾隆一反康熙时期对明史和明代君王的宽容 , 呈现出极端的批评甚至是贬低态度 , 几乎对明代十六位君王都不同程度地进行贬低 , 在淡化明代君王政绩的同时 , 突出其弊政 。
如以最受康熙推崇的明太祖为例 , 康熙朝专称其能“礼致耆儒 , 考礼定乐 , 昭揭经义 , 尊崇正学 , 加恩胜国 , 澄清吏治 , 修人纪 , 崇风教” , 功绩为秦汉以来所罕见 , 对其屠杀功臣等有亏帝德的行为避而不谈 。 而乾隆则恰好相反 , 于其功劳毫无称赞 , 反而专称其政治弊端 , 如批评其恢复封建的短视 , 认为此举乃“师古而不知度今 , 务名而以致害实”、“泥古好名” , 以致于“不知慎始虑终 , 轻于授受 , 祸患自贻” , 不能认识到封建制度的弊端而大肆分封 , 最终导致宗室相残 , 并由此对其囿于古论、传位于惠帝的作法提出批评 , 认为“神器当择贤而畀” , 太祖受前人定论和本朝大臣的“立嫡”之论影响 , 不传位于贤而传位于皇长孙 , 最终导致“他日骨肉之衅” , 太祖实当负主要责任;此外还对太祖朝为恢复文人的武勇精神 , 对其在洪武六年谕令国子监生当习骑马射箭的作法 , 乾隆亦认为此举“不过虚文相尚耳” , 未尝真正付诸实践 。
除明太祖外 , 对康熙时期亦受称赞的明代功过并存的帝王 , 乾隆批评得更是不遗余力 。 如被《明史》赞为“无甚弊政……盛德之事可法后世”的英宗 , 因其给予太监王振批红大权 , 使宦寺凌驾于朝廷重臣之上 , 遂开后世宦官干政弊端的做法 , 被批评为“失德处不可枚举……岂足诩为盛德哉?”全面推翻康熙朝的定论 , 不仅未称其德政 , 反而认为其朝尽为“失德”之政 , 毫无可取之处;此外被《明史》赞为对社稷“再造之绩良云伟矣”的景帝 , 也因立己子为太子而被乾隆批评为“恋位失德” , 等等 。 乾隆的这种做法 , 直接影响了本朝及清中后期的明史观 , 此后文人在评价明人及明史时 , 大多对之采取贬斥的态度 , 如纪昀评明人吴瑞登《绳武编》 , 即称“明自太祖开创之初 , 已多过举 。 成祖篡立 , 虐焰横煽 。 英宗以下 , 亦暇多瑜少 。 至世宗、穆宗 , 善政不及十之一 , 稗政逾于十之九矣” 。 几乎全盘否定了明代的帝王及其政治 , 又如评价张瑄《南征录》 , 称“明人积弱 , 自其盛时已然” , 评价陈邦科《片玉集》 , 称“明至万历以后……国是纷拏 , 迄于乱亡而未已” , 皆以否定明事为己任 。
通过上述比较 , 可以发现 , 虽然康熙、乾隆二帝都声称要以绝对客观公正之态度来评价明史 , 但他们的具体评价则截然相反 。 相对而言 , 康熙朝更倾向于站在明代帝王的立场上为其辩护 , 突出其政绩 , 即便有失德之处也试图通过夸大其优点来进行美化;乾隆则以批评、贬低的眼光来看待明代帝王 , 绝少赞美其政绩 , 对其弊政则有所夸大 。 二帝的不同做法 , 与他们自身的气度和时代背景有着直接关系 。
【明清史研究王传奇 | 清康熙、乾隆二朝明史观之比较】二、康熙、乾隆二朝明史观区别之根源
导致康、乾二朝明史观冲突的原因众多 , 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 莫过于二者的气度和所处时代背景的影响 。
首先是二帝气度的区别 。 有清一朝 , 立朝之初即面临一特殊问题 , 即如何消除自身的“夷狄”形象 , 实现自身在中原统治的合法化 。 为解决这个问题 , 清初诸位帝王都进行了不懈努力 , 而康、乾二帝则无疑是最成功者 。 康熙首先借“皇极”之辨 , 提出皇帝当“亦君亦师”的主张 , 主张借助学术手段 , 通过将皇帝自身塑造成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尤其是理学文化的正统继承人和最终解释者的做法 , 平息汉族地主和平民的反抗情绪 , 接受其统治 , 从而实现满族统治的合法化 。 康熙的这种做法在其本朝就已经卓有成效 , 以帝王观念为天下文人观念的意识开始形成和普及 , 如王新命为熊赐履《学统》作《序》道:“圣天子……内圣外王……不亦学统而兼治统也哉!”黄宗羲《与徐乾学书》亦称之为“圣主” , 是朱熹以后五百年来学术第一人 。 康熙的这种做法 , 为雍正、乾隆所继承 , 经过数十年努力 , 至乾隆时期 , 帝王的学术好尚基本成为天下文人的取舍 , “乾隆攻驳朱子 , 于是朝野士人向风披靡 , 以攻朱子为能事 , 像《四库全书》动辄揶揄理学、戴震申斥理之杀人、凌廷堪‘以礼代理’等 , 攻朱子一时成为时尚” , 帝王观念已经完全统治了天下文人的思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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