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经历怎样的兴亡更替?( 二 )
最初出现在 20 世纪中国舞台上的 , 是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等人 。 他们大多出生于 1865 — 1880 年间 , 早年受过系统、良好的国学训练 , 有传统的功名 , 但为变法图强之故 , 已经十分重视西学的价值 , 但那些新知多是从东邻日本转手而来 , 常常显得一知半解 。 从骨子来说 , 这一代人的思想模式不外乎“中体西用” 。 尽管如此 , 他们毕竟是跨世纪的一代 , 既是中国历史上最末一代士大夫 , 又是新知识、新思想、新时代的先驱 。 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 , 如“笔锋常带情感”的梁任公 , 影响了整整一代五四知识分子 。1915 年以后 , 新的一代知识分子崛起了 。 像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陈寅恪、周作人这代人 , 大多出生于 1880 — 1895 年之间 , 是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 之所以说第一代 , 是因为他们不再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大夫老路 , 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职业 , 比如教授、报人、编辑、作家等 , 而且在知识结构上 , 虽然幼年也诵过四书五经 , 但基本是在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洋学堂中得到的教育 , 后来又大都放洋日本或欧美留学 , 对西方文化有比较完整的、直接的认知 。 这是开创现代中国新知识范型的一代人 , 但在文化心态、道德模式等方面依然保存着中国传统的不少特点 。到 30 — 40 年代 , 又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崭露头角 。 用殷海光先生的话说 , 可以称之为后五四知识分子 。 这代人实际上分为前后两批 , 前一批出生于 1895 — 1910 年之间 , 他们在求学期间直接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 , 是五四中的学生辈(五四知识分子属于师长辈) , 这代人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 , 有很好的专业训练 。 如果说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在知识结构上都是通人 , 很难用一个什么家加以界定的话 , 那么这代知识分子则是知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 , 比如哲学家冯友兰、贺麟 , 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 , 政治学家罗隆基 , 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 , 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巴金、冰心等即是 。 前两代人是文化精英 , 主要靠社会影响出名 , 而这代人的声望主要局限在知识圈内 。 五四一代开创了新知识范型之后 , 后五四一代做出了一系列成功的范例 ,30 — 40 年代中国文学和学术的高峰主要是这代人的贡献 。 后五四一代中的后一批人出生要晚一些 , 基本在 1910 — 1930 年之间 , 他们在求学时代接受了五四以后新知识和新文化完整的熏陶 , 后来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耽误了他们整整 30 年光阴 , 直到 80 年代以后步入中晚年 , 才焕发出学术的青春 。1949 年以后 , 五四和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 , 相当长一段时期是由“十七年”一代(1949—1966年)知识分子唱的主角 。 这代人出生于 1930 — 1945 年之间 , 其知识底色受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影响极大 , 带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 。 由于反复强调与过去的资产阶级学术决裂 , 他们在知识传统上成为无根的一代 。 这代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致力于学术研究 , 一直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规范 。 但如同上代人一样 , 他们的文学和学术生命被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所打断 。 对于这一切 , 其中的一些人在 1976 年以后有比较深刻的反思 , 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吸取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 , 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参与者 , 直接影响了下一代人的思想成长 。到 80 年代中期的“文化热” , 新一代知识分子崛起 。 这是“文革”一代人 , 他们大多出生于 1945 — 1960 年之间 , 早年有过红卫兵与上山下乡的经历 , 通过自学和恢复高考 , 具备了再度面向西方、兼容并蓄的文化目光 。 他们以西方最新的文学和学术成果为参照和比照 , 开始致力于新一轮的思想启蒙和知识范型的开拓 。 这代人的知识是开放、多元和博杂的 , 目前已逐渐成为知识界的中坚 。20 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代是“后文革”一代知识分子 。 这代人出生在 1960 年以后 , 在他们的心灵之中 , “文革”基本上没有什么烙印 , 思想解放运动也印象平平 。 而“文革”一代知识分子担纲的“文化热”却赋予了他们早年的人格底蕴 。 幸运的是 , 无论是留学西洋 , 还是在国内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 这代人都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 , 是又一轮的专家型学者 , 在上两辈学者指导下 , 他们目前所做的新知识范型的阐释工作 , 已经有了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 , 到 21 世纪 , 中国文学或学术假如有可能形成新一轮高峰的话 , 这代知识分子将是颇有希望的主角 。
透过上述对 20 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极为粗略的描述 , 我们可以发现在前三代与后三代之中 , 有一种有趣的历史轮回现象 , 或者说某种可比拟性 。 以新知识结构为例 , 第一代是过渡 , 第二代是开拓 , 第三代是陈述 。 类似的可比拟性还体现在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方面 。 一般说来 , 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社会(政治)关怀、文化(价值)关怀和知识(专业)关怀 。 这是三种不同层面的人生关怀 , 有着由显到隐、由外向内、由入世到出世的区别 。 作为任何一代和任何一个知识分子 , 这三种关怀都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时具备的 。 然而 , 因为社会环境、时代风气和士人心态的不同 , 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往往会侧重于某个层面 。 对于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而言 , 大致来说 , 第一代(晚清和“十七年”两代人)更多的是社会关怀 , 他们处于一个社会结构转变的前夜 , 考虑的重心是如何实现社会政治体制变革 , 因此政治意识比较强烈 。 而第二代(五四和“文革”两代人)更多的是文化关怀 , 他们对文化价值和道德重建的关心要超过对社会政治本身的关心 , 因此特别重视文化启蒙的工作 ,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热”都产生于第二代 , 并非历史的偶合 。 而第三代(后五四与“后文革”两代人)相对来说知识的关怀更多一些 , 他们已经注意到文学或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 , 不是在意识形态或文化价值的意义上 , 而是在文学或知识自身的立场上思考各种问题 , 因此第三代社会的、文化的贡献远远不及前辈 , 但其知识的贡献却不可限量 。六代知识分子的兴亡更替 , 几乎浓缩地折射了 20 世纪中国的全部历史 。 每代知识分子都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 , 值得历史学家去书写 。 不过 , 我以为 , 目前真正进入“历史”的还只是前三代知识分子 , 而后三代知识分子仍然参与着当今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 , 自身还继续处于流变之中 。 他们尚未构成“历史” , 仍是“当下”的一部分 。 后三代知识分子 , 远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候 , 他们只是文化评论的对象 , 而非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或心态史的研究对象 。 历史研究 , 总是以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一定的时空距离为前提的 , 而这样的前提 , 暂时只有前三代知识分子才具备 。所以 , 作为一个史学中人 , 我的下一步工作 , 仍然将围绕着前三代知识分子展开 。 尤其是五四与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史 , 成为我个人特别关注的课题 。 我觉得 , 文学史、思想史或学术史所处理的主要是研究对象所留下的文本 , 是对文本本身的解读 。 但一个知识分子更深层的东西 , 比如他的心态人格、行为模式、个人无意识(乃至集体无意识)又岂是文本自身所能解读得了的!这就需要用心态史的方法加以阐释 , 将表层的文本表述与深层的心理意识、内在的思想活动与外部的行为方式综合起来研究 , 进而对知识分子的历史有更深层的理解及现代的阐释 。 这样的工作既吸引人 , 也富于挑战性 , 我愿意继续尝试着做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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