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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仁说史利己主义下的宋代的台谏制度——王安石变法之路上的绊脚石( 二 )



从仁说史利己主义下的宋代的台谏制度——王安石变法之路上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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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台谏官可以从事如人事教育部门的吏部流内铨、知贡举、审官院、三班院、考课院、国子监等,经济部门的三司、司农寺等,司法部门的刑部、大理司等,机要部门的两制官、起居注等 ， 起初这些事权部门并非都能有台谏官兼任 ， 但后期由于普遍兼职 ， 这些要求也就逐渐放宽了 。 这种看上去人尽其职的兼职 ， 也是导致台谏官位高权重 ， 势力急速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 。

从仁说史利己主义下的宋代的台谏制度——王安石变法之路上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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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兼任事权之外 ， 宋代的台谏官都是由皇帝亲自挑选的 ， 一开始 ， 由中丞 ， 知杂御史及两制以上近臣来推荐人才 ， 但最终的选择权是在皇帝手上 ， 宋代好多有名的谏官都是从这里开始走上政治道路的 。 宋仁宗时期 ， 有著名的王素 ， 欧阳修等人 ， 到了宋徽宗时 ， “凡曰御史必加亲擢 。 ”尽管宋时相权还是一人之下 ， 万人之上 ， 但是任何时候 ， 宰相都不能任免台谏官 ， 这也被视作祖宗法 。
因为谏官的存在就是为了限制相权 ， 相互权衡 ， 因此一旦丞相干预到谏官的选任中 ， 就代表相权对于皇权的倾斜 ， 所以明道二年 ， 宰相李迪将台官张沔 ， 韩渎二人免去官职 ， 宋仁宗说:“祖宗法不可坏也,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矣 。 ”之后对于台谏官的任命 ， 不得用当朝重臣所推荐的人才 。 我们都知道 ， 古代相权与皇权之争是长久以来的矛盾 ， 中央集权 ， 相权的分化 ， 历代统治者都在通过不同的举措来弱化相权 ， 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 。 所以代表着皇权的宋代台谏制度 ， 也就不出意外的成为台谏同宰执大臣的对立和纷争之战 。

从仁说史利己主义下的宋代的台谏制度——王安石变法之路上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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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谏官的奏弹是否需要事实依据呢？在宋代 ， 作为直接向皇帝弹劾进谏的官职 ， 台谏官对于官员的监管竟然不需要经过调查考证 ， 也就是所谓的风闻言事 ， 洪迈《容斋随笔》说:"御史许风闻言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所从来 。 "也就是说 ， 一个官员的晋升罢免 ， 完全来源于台谏官的一张嘴 ， 上嘴唇碰下嘴唇就能决定你的官运亨通与否 。 统治者对于台谏官的纵容 ， 让其可以随意发挥他的权利 ， 甚至于风闻言事被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 成为言法 ， 也被奉为祖宗法 。 北宋台谏官的权利之大 ， 可见一斑 。 在权利上的放纵 ， 也让台谏官内部的腐化进一步提升 ， 这与统治者的支持脱不开干系 。 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台谏制度内部的斗争
前文提到 ， 台谏制度促发了北宋时期一系列的变法维新运动 ， 其中当以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最为突出 。

从仁说史利己主义下的宋代的台谏制度——王安石变法之路上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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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仁说史利己主义下的宋代的台谏制度——王安石变法之路上的绊脚石】

庆历新政的领导者之一范仲淹 ， 本身就是一名谏官 ， 庆历三年（1043)年 ， 范仲淹发动了庆历新政 。 范仲淹本身是因越职言事被贬 ， 但是由于其他台谏官的保荐 ， 康定元年三月 ， 他被任命为参知政事 ， 并主导庆历新政的工作 ， 而后 ， 在朝中的谏官韩琦 ， 富弼等人又向宋仁宗举荐了欧阳修等人参与新政 ， 随后又荐范仲淹为相 ， 不出一年 ， 范仲淹的仕途可谓飞黄腾达 。 庆历新政也在范仲淹等人的领导下迅速发展起来 。 庆历新政直接来源于谏官的举荐和鼓动 。
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 ， 庆历变法就落下了帷幕 ， 从今天的角度看 ， 范仲淹所采取的一些举措 ， 其核心是为了针对宋代官僚制度的改革 ， 例如明黜陟、抑侥幸中就有“今后带职员外郎,只许荫叙一名子弟,少卿给谏与二人,丞郎三人… … ,皇亲母后之族、两府大臣,亦乞约立人数 。 ”这些举措对于当时的保守派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 虽然谏官在其中极力推动 ， 但还是撼动不了保守派稳固的权力 ， 他们在御史中丞王拱辰的带领下 ， 对于新派进行集中地攻击 ， 弹劾 。 最终新派的领导人范仲淹韩琦 ， 富弼的官职相继遭到罢免 ， 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 台谏官引导的新政也由台谏官亲手终结 ， 这足以证明台谏制度内部的分化和破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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