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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中国的无限责任制

维舟：中国的无限责任制
如今的社会生活中 ， 每个人大概都会不时看到各种“有限责任公司”的标识 ， 可“有限责任”这四个字究竟何指？只怕多数人都不明了 。 不仅如此 ，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 ， 其实向来是一种“无限责任制” ， 这一文化心理影响之深远 ， 至今不曾消泯 。传统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家族纽带支配的熟人社会 ， 即便是陌生人之间 ， 都会设法建立起某种“虚拟血缘关系”或“拟亲属关系” ， 哪怕是在现代的生意场合初次见面 ， 仿佛叫声“哥”、“姐” ， 就能把关系拉近三分 。 在这样的社会中 ， 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紧密的彼此连带的关系之中 ， 难以摆脱对他人的责任——就像无论你的父母做了什么 ， 他们都仍是你的父母 。在大部分社会 ， 血亲复仇之所以是刻不容缓的责任 ， 就是基于这种无限责任的逻辑：不论如何 ， 你有义务为亲人复仇 ， 而如果你的亲人做了错事 ， 你也就自然有可能被连累而成为他人复仇的对象 。 古人所谓“株连九族” ， 其背后的逻辑就是每个人都对最密切的亲友负有无限责任 。在这种社会形态下 ， 除了脱离宗法社会的游民 ， 都是家族纽带支配了社会关系和财产 ， 其结果是家庭和血缘关系自然地融入商业实践中 ， 因为商业实践毕竟也只是社会运作的一部分 ， 自不能例外 。按科大卫在《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中所说的 ， “人们一般认为 ， 像中国这样在庇护关系下运作的企业 ， 没有采取有限责任的必要性” 。 传统中国的企业组织不是独资就是合伙 ， 而不像西欧是以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面向整个社会（那意味着陌生的公众与个人）募集资本；这带来的弊病就是社会资金难以累积与集聚 ， 而且 ， 合伙制和个人业主制的所有者通常要对债务负有无限的责任 。经济史已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有限责任是现代大企业兴起的重要因素 。 在这种制度下 ， 投资人只以自己投入的资本对企业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 这就确保了他不至于一次投资失误而倾家荡产 ， 给了投资人第二、第三次再起的机会 ， 个人可以受到保护 ， 而且有限责任制必然伴随着社会信用制度的发展 。布罗代尔和韦伯的研究已表明 ， 有两套自成体系的商业运作体系：其一是家族企业、私人网络与传统的会计方式 ， 其二则是股份制、有限责任与成本会计的体系 。 后者实际上是从西方的“陌生人社会”中生发出来的现代制度 ， 换言之 ， “有限责任”一词的背后 ， 便已潜在地包含着以个人为社会基本单位的设想 ， 其责任、契约、信用 ， 都是基于陌生个人之间社会交往这一假设之上的 。 维舟：中国的无限责任制
这与当下中国社会有什么关系呢？有很大关系 。虽然中国谋求实现现代化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程 ， 但不能不说 ， 在许多层面 ， 我们并未领会现代化的精神 。 “有限责任”为何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现代社会在运作中发展信用制度、给予专业团体和个人保护的基石——在一个复杂分工的社会中 ， 每个专业人士都只能负担有限责任 ， 这是发展专业能力和工具理性的起点和必然结果 。这乍听起来有些抽象 ， 那这么解释吧：在明清时代 ， 即便是广州十三行富甲天下的买办 ， 也承受不起所从事的商业领域的风险和不稳定性 。 因为那时按照惯例 ， 他们负有无限责任 ， 一旦有任何亏损 ， 他们哪怕倾家荡产也要赔起来；而这种风险又是不可预见的 ， 任何这类亏损累积起来 ， 总不免导致其经营恶化 。 这也是为什么很少有中国的传统大企业能一直不断壮大的原因之一 。不仅是商业领域 ， 此种观念实际上渗透进社会的诸多领域 。 中国传统观念情胜于理、道德重于法律 ， 而“情”与“道德” ， 都很难在技术上界定一个“有限”的尺度 ， 所谓“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天” ， 都强调道德的无限性 。国人自古所期望的“圣人” ， 常是一个道德完备、而在权力和责任上均为无限的人物 。 这导致了一种格外不幸的现象 ， 即国人常对某人寄予无限期望 ， 而另一些时候又将所有责任和罪恶都推到某人头上 。 明末辽东的第一次宁远大战中 ， 清兵猛攻 ， 眼见城破在即 ， 城内百姓大骂袁崇焕害人；而当清兵退后 ， 便即大哭拜谢 ， 视为救世主一般 。 这种情绪反应的两极化 ， 正是无限责任的产物 ， 人们常常很难辩证而冷静地看待一个人在事件中的作用：他只应对他所承担的那部分负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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