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中国的无限责任制( 二 )
这种心理并未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而消散 ， 相反时不时总能看到它浮现 ， 在医患关系中表露得尤为明显 。 或许可以这么说：泛道德化和泛政治化与无限责任互为表里 ， 而有限责任制则常会使一件事去道德化 ， 因为那变成了一个技术问题 。 但这恰是许多中国人最难接受的 ， 在医患冲突中 ， 病患或大众常会固执地认定问题在于“医德” ， 其责任界定是个道德而非技术问题 。 如果按技术操作层面就事论事地讨论双方责任 ， 就要冒被人骂成“冷血”、“没有人情味”的风险 。医患冲突并不是今天才有 ， 早在民国时代便已相当激烈 。 现代的医疗体系潜在地便要求病人家属接受某种“委托—信任制” ， 即将自己的亲人委托给专家治疗 ， 并信任其凭借专业能力救治 ， 而自身对这一专业领域并不懂行 ， 即便再着急 ， 也只能在手术室外等着 。这一点 ， 中国人早已渐渐接受 ， 但另一方面 ， 病人家属在心理上仍希望能遇到某位“神医” ， 而一旦未能治愈 ， 便归罪于医生本人 。 早在1930年代 ， 医师范守渊便已指出：当时西医师对中国病人的一大不满 ， 就是“病家希望医生所负的责任过大” ， “有许多病家 ， 往往把医师当作‘仙人’看待” ， 能治好时感恩戴德 ， 不能治好时则百般闹事 。由于医患双方对医师责任的不同期待 ， 由此引发了层出不穷的医事诉讼 。 医生愿意“负责” ， 但却绝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医疗责任 ， 这其中“责任”的合理边界在哪里 ， 便成为双方相互摸索的模糊地带 ， 其所酝酿的摩擦与冲突 ， 直到今日都未消弭 。范守渊所强调的 ， 便是某种“有限责任”：“多数病家 ， 不明医疗真相 ， 以为每医师均负有愈病之责 ， 却不知医师在责任上说 ， 只能负医疗之责 ， 而断无负愈病甚至有病必愈的非分之责的 。 ”也就是说 ， 病患家属所期望的 ， 是医生负有“把病治好”的责任 ， 这实际上是从诊疗结果而推出的一种无限责任 ， 因为没有哪个医生能夸口包治百病；在他看来 ， 医生应负的是“治疗过程”中在技术上的责任 ， 即便病人没救活 ， 但如果病人原本得的就是绝症 ， 救治过程本身无误 ， 那这就不是医生的错 。然而问题在于 ， 病患家属只知道结果 ， 而并不懂得救治过程中的技术——就像萧伯纳说的 ， “任何专业在外行看来都像是针对他们的阴谋” 。 不幸的是 ， 正由于中国的病患家属惯常以治疗结果来判断医生的医术 ， 所以明清时代的许多名医为了维持其名声不坠 ， 经常“择病而医” ， 小心翼翼地全力避免接到“死症” ， 以免一旦遇到已经难以回天的患者 ， 自己惹祸上身 。 这最终造成了一个螺旋下降的恶性循环 ， 因为在一个个人无法得到保障的无限责任制下 ， 明哲保身的办法就是避而远之 ， “惹不起还躲不起嘛” 。的确 ， 这种“有限责任”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 常常仍是有待厘清和探索的 。 谈论“有限责任”而要求患者当一个“合格的病人” ， 看起来似乎不无站在医生立场上的意味 ， 但事实是：在现代社会 ， 专业的事更多的都是一门“技术” ， 其责任也只能从技术上界定 。道德是不可预期和难以规范化的 ， 相比起来职业道德才是真正可靠的 ， 然而职业道德本身 ， 却正是奠基于有限责任的基础之上的 ， 因为所谓“职业道德”本身就隐含着“把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做好”这一条 ， 它不鼓励无限奉献的精神 ， 而是有边界的；它也不敦促人成为圣人 ， 而只要求他成为一个有底线的专业人员 。 有了这样的基础 ， 或许我们才能真正学会在一个人际关系日益陌生化的社会中 ， 如何进行社会交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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