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研究杨永康 | 从“汤武革命”话题看儒家天命论的内在矛盾( 五 )


三、祝允明的“汤武非圣人”说
明代学者祝允明进一步发挥苏轼的观点 , 提出了“汤武非圣人”的论断 。 祝允明在《罪知录》中首以“刺曰”立论“汤武非圣人” , 次以“说曰”阐明理由 , 再次以“演曰”发挥自己的观点 , 最后以“系 曰”汇集历代学者非议汤武革命的言论 , 论证有力 , 富于逻辑 , 可以称得上“汤武放杀”说之集大成者 。 其主要思想有以下几点:
首先 , 孔子并未称许汤武为圣人 。 “夫子《书》述誓诰武成 , 存其迹也 , 伯禽、秦穆亦存焉 , 安必尽圣乎 。 亦非以殷后姬臣而称存之 。 《书》圣贤言事皆录者 , 它日亦未始专称二君圣 , 二君固贤者过之者也 。 ”祝氏认为孔子述《尚书》 , 其目的主要在保存史迹 , 并非专称汤武为圣人 , 汤武只不过比一般贤者略强而已 。
其次 , 以德而论 , 汤武略贤于刘邦、李世民; 以迹而论 , 实与王莽、朱温同列 。 “二君曷不圣 , 事不唐虞夏后类也 。 恶乎贤 , 贤于刘邦、李世民也 。 迹无殊尔 , 德贤之也 。 以迹则莽、温等尔 。 而刘、李且以贤过莽、温诸盗 , 况二君耶 。 如以功 , 则刘、李亦何歉于二君耶 。 ”在祝氏看来 , 只有尧舜禹禅让 , 道德上没有瑕疵 , 可称圣人 , 余者非篡即逆 , 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
再次 , 孟子“诛一夫”之论背叛了孔子《春秋》之义 。 “孟轲言武王诛一夫纣 , 不为弑君 。 夫《春 秋》无将 , 矧躬殪而攘之乎 。 无将、诛一夫 , 义不并立 , 轲果弗畔仲尼耶?”祝允明认为《春秋》大义在诛伐乱臣贼子 , 而孟子“诛一夫”之论却鼓励以下犯上 , 以臣弑君 , 完全背离了孔子之道 。
最后 , 汤武吊伐并非出自公心 , 实乃为谋私利 。 “或以二君吊伐 , 亦大公耳 。 果若为公 , 癸辛既亡 , 胡不取文命之属 , 若武庚、微、箕辈为之乎 。 或又谓: 微、箕虽贤 , 余固中人 , 固皆弗二君若也 , 弗己若也 , 不之立而自立 , 公也 。 又不然 , 癸辛之前 , 其君固尤弗二君若也 , 二君生是时 , 则固亦不放弑之矣 。 今也癸辛既亡 , 民吊罪伐已矣 , 余子犹其未亡之前 , 何不可立而存其世也 , 舍而自立 , 是本意不在吊与伐 , 果在吊伐 , 曷为以义举而不以义终之舆 。 反复参察 , 未知攸处 。 或又曰: 此责二君过欲全也 , 吊伐既讫 , 使复继绝 , 固曰全善 , 然若秉公自立 , 恶亡善兴 , 民受其赐 , 倓然安之而无怨尤焉 , 亦可为已 。 夫是者固为之 , 即刘李之为也 , 今以二君同科刘李 , 少为过之固宜 。 病其作俑 , 乱天人大纲 , 翻以圣称 , 则恶可乎 。 ”通过问答形式 , 揭示了汤武吊伐“以义举而不以义终”的虚伪性 , 进一步证明了汤武二君于德于功与刘邦、李世民并无太大的不同 。
祝允明对“汤武革命”的贬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 他将汤、武与刘、李同列 , 与莽、温同论 , 认为汤武不配称圣人 。 指责孟子背叛孔子 , 认为孟子只是纵横者之流 , 连贤人也不配称 。 认为汤武吊伐 , 乱天人大纲 。 其言辞之激烈可谓离经叛道 , 祝氏对纲常伦理的绝对化走得比理学更远 , 其思想的保守性更为明显 。 “臣不得放弑乱君 , 子不得放弑顽父” , 祝氏对“汤武革命”彻底的否定 , 一定程度反映了民本意识的没落和君主专制意识的加强 。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 祝氏从德、功、迹等方面重新评价了历史人物 , 通过对比揭露了汤武革命的虚伪性 , 还是有所发明 。
四、儒家天命论的内在矛盾
历代学者对“汤武革命”的不同评价反映出这样的一个事实 , 西周以来所形成的传统天命观有其内在的缺陷 。 儒家传统天命观形成之际就包含着双重价值标准 , 一方面宣扬君权天授 , 君臣纲常神圣不可侵犯; 另一方面又标榜“天视自我民视 , 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主义 , 鼓吹“皇天无亲 , 惟德是辅”的天命循环论 。 无论秦汉之际的五德循环之说还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论 , 都继承了这两方面的因素 。 “汤武革命”成为天命转移之际的理想范式 , 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 但是 , 儒家天命论的内在缺陷也就此显现 。 在通常情况下 , 两种价值观念可以相辅相成 , 并行不悖 。 “天下为公”价值理念的实现依靠皇权“家天下”的政治模式来实现 , 而皇权政治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也需要“天下为公”的价值观来装饰 。 社会动荡或易代之际 , “天下为公”与“纲常至上”的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 , 此时的人们如何抉择呢? 传统的天命观显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 “革命”还是“放杀”之争也就随之而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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