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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研究杨永康 | 从“汤武革命”话题看儒家天命论的内在矛盾( 二 )


如何评价汤武革命 ， 黄老学说与儒家学说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 。 以黄生为代表的黄老派认为 ， 汤武以臣弑君 ， 以下犯上 ， 为放杀 。 以辕固生为代表的儒家认为 ， 汤武革命 ， 顺天应人 ， 为受命 。 最终 ， 景帝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 ， 平息了这次争论 ， 但可以看出景帝从内心来讲还是偏向黄生的 ， 作为君王谁也不愿意被人革命 。 这次争议围绕汤武是革命还是放杀展开 ， 最后的结果是辕固生理屈辞穷 ， 拿高皇帝来压人 。 虽然辕固生打着天下归心的旗号 ， 支持汤武革命顺应天命 ， 黄生的放杀论恰恰击中了革命论的要害 ， “夫主有失行 ， 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 ， 反因过而诛之 ， 代立践南面 ， 非弑而何也” ， 这种反问对强调伦理纲常的儒家无疑是棘手的 ， 甚至是难堪的 。
任何儒者都无法无视黄生所提出的尖锐挑战 ， 此后人们对汤武革命的看法趋向于“逆取顺守”之说 。 黄生与辕固生争论之前 ， 陆贾谏高祖已有逆取顺守之说 。 文帝时 ， 贾谊《新书》亦有言: “殷汤放桀 ， 武王伐纣 ， 此天下之所同闻也 。 为人臣而放其君 ， 为人下而弑其上 ， 天下之至逆也 。 而所以有天下者 ， 以为天下开利除害 ， 以义继之也 。 故声名称于天下 ， 而传于后世 ， 隐其恶而扬其徳美 ， 立其功烈而传之久远 。 ”贾谊对汤武革命之看法就是较为典型的“逆取顺守”的看法 ， 即承认汤武以臣放君、以下弑上 ， 又表彰汤武为天下开利除害 ， 立功烈于后世 。 可见 ， 汉初学者对汤武革命的看法就存在着歧见 。 或受命 ， 或放杀 ， 或兼及两说 。 受此影响 ， 汉以后很多人对汤武革命的正义性提出不同看法 。 魏晋至隋唐时期 ， 逆取顺守之论成为人们的共识 。 西晋段灼论史时曾说: “昔汤、武之兴 ， 亦逆取而顺守之耳 。 ”北朝时 ， 长孙绍远也曾说过: “逮周武克殷 ， 逆取顺守 ， 专用干戈 ， 事乖揖让 。 ”唐代官修《晋书》提及武王伐纣时说: “以三圣之知 ， 伐独夫之纣 ， 犹正其名教 ， 曰逆取顺守 。 ”唐太宗亦持同样看法 。 帝与侍臣论周秦修短 ， 萧瑀对曰: “纣为无道 ， 武王征之 。 周及六国无罪 ， 始皇灭之 。 得天下虽同 ， 人心则异 。 ”帝曰: “公知其一 ， 未知其二 。 周得天下 ， 增修仁义 。 秦得天下 ， 益尚诈力 ， 此修短之所以殊也 。 盖取之或可以逆得 ， 而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 。 ”唐太宗显然从自己的角度解释汤武革命 ， 以唐朝取天下的经验来看 ， 改朝换代必然伴随着以下逆上 ， 血流漂杵 ， 太宗并不否认自己亦是以逆取天下 。 可见 ， 认为汤武革命为“逆取顺守”的看法影响颇大 。 对唐太宗认为武王逆取天下 ， 范祖禹并不认可 ， 在评论这段对话时说: “太宗于是失言 ， 《易》曰: 汤武革命 ， 顺乎天而应乎人 。 取之以仁义 ， 守之以仁义者 ， 周也; 取之以诈力 ， 守之以诈力者 ， 秦也 。 此周秦之所以异也 。 后世或以汤武征伐为逆取 ， 而不知征伐之顺天应人 ， 所以为仁义也 。 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 ， 非也 。 既謂之逆矣 ， 则无时而可也 。 ”范氏虽然引用经典否定“逆取”之说 ， 但没有从正面回答黄生的问题 ， 显然不够有说服力 。
“逆取顺守”之说的出现与流行 ， 反映了人们意识到革命说与放杀说各有其合理的一面 ， 亦有其不通之处 ， 力图融合二说 。 顺逆之际的矛盾尴尬 ， 还是揭示了汤武革命在伦理上之困境 ， 天命会转移到道德上存在重大瑕疵的君主身上吗? 汤武的行为够得上圣人吗? 这些问题必然会引发进一步的争论 。
二、苏轼的“武王非圣人”说及其反响
北宋苏轼“武王非圣人”之说的提出 ， 再次把“汤武革命”的讨论推到前台 ， 众多学者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 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 但“汤武革命”的理论危机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 苏东坡“武王非圣人”之说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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