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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文盲率”到“抗战”结束时已降到了50%( 二 )

至1946年底 ， 四川、云南等19个省共设国民学校、中心学校237000所 ， 共有学龄儿童38173765名 ， 已受教育儿童29160803名 ， 入学率为76%；文盲总数为92890227人 ， 历年共扫除53163077人 ， 占文盲总人口的57%强 。 在当时国统区民尽财尽的情况下 ， 限期扫除文盲是相当困难的 。 可是对于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不能否认 ， 从统计资料中发现虽然都没有达到政府所提出的目标 ， 文盲率低于计划所要求的数字 ， 但与清末、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相比已取得很大的成就 。从上文论述可知 ，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普及教育和扫盲教育在体系上日益健全 ， 制定出的一系列的计划、大纲、办法等 ， 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这不仅显示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的发展状况 ， 而且还推动了中国教育向近代化教育的转化和迈进 。农村的扫盲教育对于农村的扫盲教育而言 ， 实行起来则是困难重重 。 因为要真正实现农村的扫盲教育 ， 必须真正切实地去推行 ， 不仅要解决实现扫盲教育的各种障碍 ， 而且还要农民有可能接受扫盲教育的生活条件 ， 而不是只停留在计划和一时的热心上 。 这些条件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均不具备 。 我国的“文盲率”到“抗战”结束时已降到了50%
首先 ， 经费问题 。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叙述教育经费时论述到“由中央编列 ， 数目甚少 ， 抗战以前 ， 每年仅占总预算3～4% ， 最低时竟降至1.46% 。 三十六年一月公布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经费 ， 在中央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15% 。 三十七年上半年列数 ， 已经预算10.89% ， 较之过去 ， 所增甚多 ， 此后逐渐再加 ， 必可达到标准 。 ”可见国民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资是很少的 。 就不用说农村教育的经费了 。 但是 ， 这样少的经费也是无法保障 。 教育经费被挪用、侵占或拖欠屡见不鲜 ， 经费缺乏则是很平常的现象 。 即使是首善之区北平也是如此 。 1933年10月北平小学教员因要求当局发清积欠工资和按十成发薪而请愿 ， 40余所小学停顿 ， 更不用说广大的农村了 。 在这种条件下 ， 已办成的学校难以维持 ， 新办学校就更谈不上 。 由此可见 ， 新县制下的国民教育制度 ， 不仅没有大力促进教育的发展 ， 反而给地方当局的当权者创造了侵吞教育经费的条件 。 “自二十八年县组织纲要公布实施以后 ， 县地方教育经费 ， 受各地方政府误解其第二十一条：‘县之财政均由县政府统受统支’之规定 ， 破坏教育经费之独立 ， 与其它经费统筹统支 ， 无形中加以侵占 ， 其事态甚为严重 ， 且逐年在不断加甚 。 ”“迨至三十六年度各地侵占教育经费之风 ， 愈演愈严重 。 甚多省份竟将国民学校经费不列入县预算 ， 责令乡保自筹 ， 无异将地方教育经费陷于停顿 ， 惟其间闽浙两省当局对教育尚较重视 ， 另拟筹措经费办法补救” 。 (楼主附注：民国时 ， “保”比“乡”小 ， 相当于现在的村或村民小组；当时每10户设为一个“甲” ， 10甲设为一个“保”) 在当时的条件下 ， 经费问题已是教育发展的重大障碍 。 加上农村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薄弱地区 ， 经费缺乏首当其冲成为阻碍农村教育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 ， 师资问题 。 1940年的《新华日报》对新县制下的国民学校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曾有这样一段话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 “四川省的第X区 ， 据说是新县制推行最好的一区……在这一区 ， 新县制一推行 ， 马上各乡的‘保国民学校’都建立起来了 ， 怎么会这样快呢 ， 原来是命令各县各乡的私塾及一切杂牌学校 ， 立刻都做了一个‘保国民小学校’的牌子挂起来 ， 上面派员来走马观花的视察一次 ， 真的是新县制推行的最好 ， 数千所‘保国民小学校’在这样短的期间内成立了” ， 不仅学校的建立草率 ， 而且学校的校长分别由乡镇长、保长兼任 ， 这些人多数是鱼肉百姓的人 ， 知识浅薄 ， 不懂教育 ， 甚至有目不识丁者 。 他们往往利用地位把持学校 ， 任意动用教育经费 ， 随意支配教员等等 ， 以至学校无法正常维持 。 不具备合格的师资是农村教育普及的又一个障碍 。再次 ， 农村教育状况 。 在上述情况下 ， 普及教育和扫盲教育能够取得巨大进展是很难想象的 。 换言之 ， 教育的成就远非如国民政府官方所认为的那样乐观 ， 忽视农村教育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发展教育过程中的一个致命弱点 。 即使是在推行新县制以后 ， 也没有把发展农村教育列上日程 ， 有的也只是表面形式而已 。 比如 ， 河南是北方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 ， 自从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一直处于国民政府的统治下 ， 政治局面、社会状况都有较大的改变 ， 据官方而言学校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 但是实际情形与此却有很大的差异 。 1932年在禹县 ， 说是有小学百余所 ， “而能照常开学者则属寥寥”（《禹州文史资料》1932年第5辑） 。 30年代中在信阳 ， 原报各区均有小学百所 ， “迄今存者不过十一”（民国《重修信阳县志》卷十五） 。 抗战期间实行新县制 ， 以乡镇长、保长等兼任小学校长 ， 不少学校“只挂校牌 ， 实无员生” 。 像京汉铁路线上的确山县 ， 所报三四十所学校均系“备教育厅之考察 ， 实际等于虚设” ， 真正在办的只有单级师范和小学一所 。 由此可推知 ， 官方表册上的学校数字不应该完全作为当时教育发展的衡量指标 。 在农村中大量存在着有名无实的国民学校 ， 而占主要地位的是蒙学（低级的旧式私塾） 。 占全省人口95%以上的农民 ， 生活极度贫困 ， 只有纳税交捐兴学的义务 ， 因此实际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 。 全省城乡失学儿童和文盲比例很大 ， 特别是农民和妇女 。 三四十年代地方人士记载 ， “齐民中读书识字者千不能得一”、“十之八九的农民、工人都是睁眼的瞎子” ， 即使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豫北 ， “如果哪个村里出了中学生 ， 好似出了一位圣人一样”（民国《重修信阳县志》卷十五） 。 一些地方志书甚至慨叹民国时期县城读书识字之人比晚清时期明显减少 ， 人们都因入学不易 ， “相率而安与不学”（民国《阳武县志》卷二） 。 这种状况的发生与政府学校教育漠视农村是分不开的 。 其他的省分 ， 记载颇多 ， 比如四川《广汉县志》记载：“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 ， 极其微薄的教育经费 ， 还被层层贪污中饱 ， 因此 ， 教育事业一蹶不振 ， 校舍破败不堪 ， 教师生活十分清苦 ， 加上一些裙带关系的挂名教师 ， 工作极不负责 ， 教学质量很低 。 当时90%左右的学龄儿童被摒弃于校门之外”（见《广汉县新华乡志》广汉县志编委出版1982） 。 甘肃康县“历史上文盲充斥全境 。 ……1948年5月 ， 县政府给中心国民学校的训令中承认：‘惟主办人员未能认真及乡镇长督促不力 ， 年来收效甚微’ 。 到年底全县115393人中有文盲86011人 ， 占总人口的74.58% 。 ”江苏阜宁：“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国民党阜宁县党部和政府推行农民文化教育 ， 但因范围狭小 ， 措施无力 ， 收效甚微 。 ”江西“安义教育异常落后 ， 乡间纵有廖若星辰之小学 ， 大半都是改良私塾 ， 甚至三天两天放假 ， 徒有虚名 。 特别是成年补习教育 ， 政府当局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 ， 所以本区人民……文盲占78.36% 。 所以提高农民之智识程度 ， 实为最紧要之工作 。 ” (见江西农村改进社编印《万家埠实验区工作概况》)尤为严重的是那些交通不便、贫困的乡村 ， 不仅没有教育经费 ， 而且也无师资 ， 教育极为落后 。 实际上 ， 农村普及教育和扫盲教育毫无进展 。 农村教育的落后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教育发展的严重不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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