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解读丨中国儒学中的勇武精神( 二 )
关于社会治理 , 孔子的观点当然也是如此 。 如《孔子家语·刑政》载孔子之言说:“太上以德教民 , 而以礼齐之 。 其次以政焉导民 , 以刑禁之 , 刑不刑也 。 化之弗变 , 导之弗从 , 伤义以败俗 , 于是乎用刑矣 。 ”清晰表明了孔子对先王礼乐刑政等诸种社会治理方式顺序的认识 。 面对现实的极端情况 , 孔子能够认识并肯定暴力、刑罚的存在价值 , 用“刑”为社会设置底线而预防更坏后果的发生 , 此即所谓“刑以止刑” 。 当面对社会主流 , 尤其是对理想人格、理想社会的追求时 , 孔子就对不使用武力的行为给予更高的赞赏:“子谓《韶》:‘尽美矣 , 又尽善也 。 ’谓《武》:‘尽美矣 , 未尽善也 。 ’”
在“文”“武”关系的处理上 , 相较之道家绝端抨击与摒弃暴力的“用弱”和法家以暴力为工具来实现“王之所大欲”的“用强” , 儒家“文”优于“武”、先“文”后“武”的安置 , 也与“用中”的中庸之道方法论相一致 。 “杀人之中 , 又有礼焉” , 兼顾与调和“文”“武”两端的意义与价值 , 更加具有普适性 , 也使得道义最终成为中华民族调和内部关系与对外交流的基本原则 , 使中华文化区别于“暴力无限”“彻底征服”的暴力观 , 形成了自身特征鲜明的“武德”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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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武”之德要求智、仁、勇的统一 。
智、仁、勇是早期儒家最为着力提倡的君子所应具备的三种德目 。 《论语》说:“子曰:‘君子道者三 , 我无能焉:仁者不忧 , 知者不惑 , 勇者不惧 。 ’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 ’”《中庸》亦有言:“智、仁、勇三者 , 天下之达德也 。 ”
“仁”作为儒家的精神核心 , 也应当统摄暴力活动的始终 。 以“仁”为根柢的规定性力量 , 既为行武的前提 , 又是行武的目的与归宿 , 唯其如此 , “武”的使用才有意义 。 反之 , 缺乏节制的暴力只会导致双输的结局 , 使人类社会堕入恐惧与丛林世界的深渊 。
“智”与“勇”是扩张暴力效能的重要方式 。 在烽火连天的东周之世 , 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愈发深入 , 人们谋求以最少物质投入取得最大效果 , “智”与“勇”之德便愈发受到世人的推崇 。 孔子则超脱出当时实用主义的时代风气 , 指出“智”与“勇”本身并不具备单独构成美德的条件 。
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答:“君子义以为上 。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 , 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 ”单纯的“勇”缺乏方向性 , 便沦为匹夫之勇 。 古人说得好:“既仁且智 , 是谓成人 。 ”勇而不仁不智 , 即陷于“暴”;单纯的尚“智”缺乏超越性 , 知识的积累并不必然导向智慧的增长 , 反而容易在现实考量中沦为诡谲;单纯的崇“仁” , 不能与时推移 , 宋襄公泓水之战便是最直接的镜鉴 。 因此在武德精神方面 , 儒家强调智、仁、勇缺一不可 。
孔子身后的儒家学者中 , 孟子更加强调“仁”的核心地位 , 标举“仁者无敌于天下”的王道政治理想 。 孟子将直接性的暴力置换为王霸之辩、天爵人爵之辩、批判与抗议精神、大丈夫人格与浩然之气 , 面对冲突和矛盾 , 拒绝苟且或残暴而指出向上一路 。 学说特质偏重经验与推证的荀子 , 则更为关注解决现实中具体的暴力问题 , 将刑罚提高到与文教同等重要的地位 , 正视武力与战争在国家政治治理中的必要性 , 进而对其进行细致分梳 。
以孟、荀为典型 , 后世儒家从截然不同的方向共同发展、丰富与深化了孔子武德精神的内涵 , 并最终塑造了中华民族对于暴力问题的态度与认知 。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 , 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诸方面的矛盾冲突同时加剧 。 中华武德精神强调以“文”为先而不忘战、智仁勇统一的特质 , 根本上起到了划定边界、协调冲突、规训具有破坏性力量的暴力为人类文明发展所用的导向性作用 。 重新重视与传承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武德精神 , 以其智慧化解矛盾冲突 ,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 不仅必要 , 而且正逢其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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