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哪一刻对父母失望透顶的
当向他们寻求帮助时，他们会觉得你没用，不安慰你反而教育你一大堆人人皆知的道理，错误还归在你自己身上，最后让你无助感倍增，想死的感觉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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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饭是跟我爸一起吃的，上午我妈因为我爸没回家，她自己也在单位吃过了，就让我自己吃早上剩菜。剩菜是早上随便炒的白菜，没放冰箱里，都有点酸了。我什么都没说，也没吃。如果我说不想吃剩饭，她又会说我事儿多，青春期的时候发胖，我姐以前穿过的的牛仔裤穿不下去，但现在我还记得我妈站在门口骂我胖时候的神情。。第一次来例假，害怕没敢告诉她，把染上血的衣裤偷偷扔掉，她看见以后删了我一巴掌，骂我不要脸。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有过什么新衣服，全是穿我姐姐剩下的。到高中以后偶尔买一件新衣服，她就嫌我乱花钱。初中我就住校了，十二岁被迫独立，因为性格腼腆没少受排挤，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就特别特别想家，别的家长都隔三差五的探望自己的孩子，她连个电话都没有。她说我姐喜欢吃鱼，所以每次我姐回家我妈都会买很多鱼，但是我问过我姐，她不怎么喜欢吃鱼，是我妈自己喜欢吃。我姐上高二的时候，家里出了事儿赔了很多钱，我爸说砸锅卖铁都得供我姐上学，可是我妈不同意，连哭带骂的劝我姐退学。后来我姐拧不过她，就退学了。现在很多人都说要我对我妈态度好点，但没人问过我我为什么这样对她。在她身上我从来没感受到过母爱，有时候特别羡慕那些妈妈都很爱她们的人，很幸福吧，我不恨她，因为比起很多人我已经很幸运了，起码她没有怎么打过我。我只是对她很失望，很心寒。特别想问她是不是真的有把我当做女儿看。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可能在她心里，除了她自己和我爸，其他人都无关紧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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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被二爹猥亵的事，妈妈、爸爸、哥哥，她的全家都成了那个禽兽的帮凶。这一切就像个荒诞的黑色喜剧，让人笑不出来。我必须把他推下去。江菲这样想着，手里拿一根撑衣杆站在客厅窗边，盯着一窗之隔的那个男人。
男人将脸贴在窗户上，咧着嘴冲她笑，左手攀在外墙上，脚下踩着自建房层间外延出的窄窄平台，右手将窗户拉开三寸宽的缝，想要翻窗进来。
这不是第一次，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所以，江菲告诉自己——今天一定要把他推下去。
下这个决定之前，江菲做了很多次心理建设，甚至曾经问过她哥：3 楼掉下去能摔死人吗？哥哥当时翻了个白眼笑她：看你一天二怂二怂的，胆子也太小了，咱家住 3 楼，你怕个锤子？——身上有 5 块钱没，给哥下楼买包红梅。
江菲趿拉着拖鞋往外走，买完烟回来，她没立即上楼，而是在楼前的水泥地站定，仰着脸往 3 楼家里的客厅窗户望。望了很久，最后有个声音冒了出来：下次就推他下来吧，他要是摔死了，我就去坐牢好了。可眼下真到了这一刻，她又退缩了。
江菲在后来的日记里回忆道：「当时我真的很害怕。本来我想用撑衣杆捅他下去，可我不知道，让他翻进来和推他下去摔死这两件事，哪一件更可怕。当年我只有 10 岁，但也知道这是在杀人。」
在她犹豫的时候，那只手猛地将窗户拉开大大的豁口，蹬着窗沿翻身进来。没有人会看到这一切，这里是人烟稀少的城郊，紧挨着铁轨，方圆 5 里只有一栋快废弃的铁道职工家属楼和稀稀拉拉散在荒地里的自建房，没什么人走动。
200 米外才有条岔道延往大路，沿着铁轨走 3 公里，是火车站站前广场，到处拥挤着商店，招牌多得放不下，只在 2 楼挑出个牌子，写「招待所」、「茶馆」等，人声鼎沸，热闹得很。但那都离江菲太远了。
01
1996 年，江菲和哥哥江诚被父母从偏远农村带到了城市。兄妹俩的母亲杨菊回忆这段时，总说自己是被迫来城里的，「城里有啥好，干啥都要钱。在咱农村多好，空气好，吃得健康，还不花钱」。
她本想留在农村种地，但跟丈夫江志明结婚后，婆家只给了一袋精面粉和一袋玉米，就算是分了家，没有分到土地的夫妻俩就只好扛着行李外出打工去了。
江诚、江菲相继出生，先后被扔回农村老家「散养」了一段时间。那几年，江志明夫妻俩南下又北上，去了广州、福州、威海等地，做过不少工，过得很不如意。
有一年回家过年后，两人决定不再走了，说要带着儿女去百余公里外的城市扎根。可扎根哪有那么容易呢？
但那时的江菲并不懂这些，只觉得兴奋。鲜艳的衣服，林立的高楼，马路上的川流不息，城里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崭新而奇特的。
等新鲜劲儿过了，这座城市留给江菲的记忆，全被几次灰头土脸的搬家覆盖了：最初他们一家租住在城中村，几个月后搬到了一片密集的筒子楼。
最难的时候，也曾在大路边租了个铁皮棚子讨生活，一家人就蹲在路坎儿上吃饭，大车一过，漫天灰渣直往碗里扑。江志明和杨菊都没什么文化，能做的活计有限。
他们进过工厂，烧过电焊，在广场摆过地摊卖杂志，倒卖过火车票，也曾在车站附近支了个塑料棚卖速食方便面，但都没什么前景。
夫妻俩干的最久的是卖鸡蛋，江菲记得，那时候父亲把一箱箱鸡蛋码在铁皮棚子里，天不亮就跟母亲背上背篼赶去农贸市场抢摊位。
江菲放了学也去那儿找母亲，搬个小板凳坐下，陪着一起守摊。有时屁股还没坐热，城管就来了，母亲背起背篼就跑，一边跑一边转头冲江菲喊，「先回家去，妈一会儿回去给你做饭！」
江菲不听，也提着板凳在后面跑，但总被追上来的城管搡到一边儿去。
02
四五年后，一家人的日子总算见了点起色。江志明找人借了几万块钱，在火车站附近租下十几平的店面做零售生意。他们的住处也有了着落——江志明的大妹江志春早年嫁入这座城市，在城郊有一栋两层楼高的自建房。
后来江志春见两边邻居的房子都比自己高一层，觉得无端被压了一头，碰面打招呼都气短，就找来大哥，合计着让他出钱，把自家的房子再往上加盖一层，然后他们一家四口就搬过来住。
于是，江志明花了 2 万多块钱，总算让全家有了个固定住所。那栋红砖砌起来的自建房离市中心很远，偏居城郊。
从自家在火车站的商店出发，江菲先要横穿 3 个站台。站台上总有工作人员举着一面小旗子拦着——火车进站或出站前 20 分钟，就不许行人通过了。过了站台，往西穿过七八条铁轨，再沿西南方的几条铁轨直走 3 公里，才能到家。
父母忙于生计，在店里支了个钢丝床，常年睡在那儿。大哥江诚在外面混不着家，这段路江菲便独自走了 10 年。
说是走，其实是赌——这条路需要横穿和直行的那 11 条铁轨，过的全是货车。江菲路过时，总会碰上有几条铁轨上横着几十节罐车，绕是不能绕的——不仅太耗时，而且更无法预知这些车厢会向前还是向后走，所以，江菲最终的选择，只能是从火车下面钻过去。货车下面的空间又窄又矮，只有两节车厢连接处的车钩那儿好钻一些。
江菲总是将书包背在胸前，一只腿先跨进车钩底下，蹲下身体，一点点挪过去。挪的时候还得讲究技巧，要在保证不踢到铁轨螺栓上黑乎乎的防锈油的同时，以最快速度钻过去。数不清有多少次，江菲刚钻到一半，车厢就突然开始「咯吱咯吱」地响了起来——这是火车要发车了。
她就没法再顾及是否会弄脏衣服鞋子，连滚带爬地爬了出去，人还没站起来，火车就开走了。
这些事江菲从没跟父母提过，她说没必要讲，生存就是这样，「我们一家出身农村，想在这儿扎根不容易。我父母有他们的战场，我有我的」。
所以即使后来是母亲杨菊亲手将她锁进那座无法逃离的牢笼，江菲也没想过怪她。「她最初是想保护我，但谁又能猜到后头的事呢？」
03
2000 年后，那座火车站作为川渝陕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几经调整，又增开了数条交通线，客流量激增。
江志明的小店生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好起来的。生意一忙，夫妻俩就更顾不上孩子了。平时还好，兄妹俩上学有学校管着，但周末有整整两天的空白时间，难保不出什么意外。
江志明和杨菊思来想去，做出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决定：周末把兄妹俩反锁在家里，中午让他们自己随便弄点吃的，晚上杨菊给他们送饭菜回去。
其实女儿倒不需要他们操心，他们这个决定，本意是想关住正处于叛逆期的儿子，不让他出去跟社会青年鬼混。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江诚的确老实了不少。被反锁在家无事可做，江诚、江菲兄妹俩多数时间是蹲在客厅打乒乓球、搜小彩电上仅有的几个节目看；
想吃零食了，就打开客厅窗户，朝铁道职工家属楼那边大喊一声：「吴爷爷！4 包臭干子！」几分钟后，会有个手拿辣条的老大爷从拐角出现，然后只要拿毛线把放了钱的塑料袋吊下去就行了。
等到被所在家的第二个月，江诚就待不住了。家里的小彩电在一次雷雨天气后彻底报废，江诚绕到电视屁股那儿哐哐拍了半天，依旧满屏雪花，他气得骂了句「妈的」，朝墙上踢了一脚，说他待不下去了，必须得出去。
江菲被吓了一跳，呆呆地问：「你要怎么出去啊？」江诚说他自有办法。
04
午后两点多，日头正毒。蝉鸣声从老树枝桠间一路钻进耳朵，比额头上滚落的汗珠还恼人。
江诚满头都是汗，却也腾不开手去擦——他的脸正贴着外墙红砖，右手正死死抠住客厅窗户的铝合金滑槽，脚下蹬着房子外层伸出的、不足 10 公分的平台，努力伸展着左臂，用手去够一墙之隔的楼梯间窗棂。
「哥，求你别出去了，快回来吧，太吓人了！」江菲怕得要死，看江诚脚下打滑了好几次，吓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她捂着眼睛不敢再看，想拉哥哥回来，又怕吓得哥哥掉下去。
江诚没理妹妹，继续一点一点地挪。江菲捂着眼站在窗边，热浪从地面扑上来，蛇一样往脑子里钻，嗡嗡的。
不知过了多久，隔壁楼梯间忽然传来闷闷的「啪」的落地声，她才松开手指，沉沉吁了口气，「我都被你吓死了！」江菲冲着防盗门大喊。
那边就传来江诚的笑声和拍灰声：「刚才我翻过来的时候有人看见没？」
江菲没好气地说：「鬼知道。」顿了顿，又走到窗边环视了一圈——家对面是座 6 层高的饼干厂，废弃多年了，窗玻璃上早已挂满蛛丝；楼下姑姑一家都在工厂干活，很少回来；两侧邻居的自建房，房主都在外地做生意；往前 30 米的东北方是一条铁轨，西北方则是一片老旧的铁路职工小区，只剩十几户，白天根本没什么人走动。
「肯定没人看到，咱这儿附近鬼都没有。」「妹，你乖乖待在屋头啊，妈给我们带饭回来之前我会回来的，别跟妈他们告密。」没等江菲再说点什么，江诚就撒丫子跑了。
从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周末，江菲都被独自锁在家中，这一切除了她和她哥，没人知道。
每到周末早上，母亲杨菊前脚锁好门走了，江诚后脚就翻窗走了。江菲一个人在家，只能对着墙打乒乓球，翻着看了几百遍的漫画书。
后来干什么都没劲，就拉了条椅子趴在客厅的窗户边，一直盯着窗外那条铁轨，期待下一秒母亲就提着饭盒出现在那儿。
看累了回卧室睡觉，江菲会记得把客厅窗户大大敞开，方便哥哥一会儿翻窗回来。江诚一般在下午 6 点钟左右准时回来，回来时还会顺手买一些辣条或跳跳糖，但江菲不接，只哭丧着脸说，「哥你下次能不能早点回来啊，我一个人被锁家里太难受了」。
「行行行，下次我在外面吃了午饭就回来。」江诚总是敷衍着回答。这话当然是骗她的，江菲心里也知道，于是对哥哥早归这事从不抱希望。
后来某天下午，江菲在卧室看书，客厅忽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她一看挂钟，才 3 点多，顿时又惊又喜，扔下书就跑了出去。
「哥，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她突然顿住。客厅里站着的，是个中年男人，并不是哥哥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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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工作几个月，和领导一同乘车出差，路上领导对我开黄腔，我没理会，同行的一位同事姐姐和领导聊得热火朝天，晚上给我爸打电话吐槽此事，我爸说：“这个倒是无所谓，你在单位工作免不了的。你一个女孩子要适应环境。”
那一刻，失望透顶。从小就知道他重男轻女，一直各方面都很努力做到自己能达到的最好程度，长大以后感觉他的态度好了很多，以为他终于想通了不重男轻女了，没想到，其实他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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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大概是从小时候一二年级。
那时候经常和小区下面一群孩子一起玩。
其中有一个男孩子带头孤立我，用各种词汇骂我。多少次我求我的妈妈，去和他妈妈说一下，让他不要骂我了，可我妈妈没有。
她以大人之间不好因小孩子事情生枝节而拒绝了。
记忆最深刻那一次，大概是小学六年级。
我和男孩子打架。
那个男孩子平时用各种难听的词汇侮辱我 ，婊子、妓女，他是班里男生的头，带着其他男生一齐起哄。
终于有一天，我爆发了，我晚上放学和他打了一架。
他把我按在课桌上掐，我脖子都紫了，全是一个个指印。
我妈妈回家看到了，很是诧异，第二天要带我去学校讨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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