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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说理】疫情下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发展动力探析

国家统计局2020年1月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1%,在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2018年3月以来,外部变化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 。与此同时,我国调控目标明确,逆周期调节政策取得显著成效 。在有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同时,坚定扩大开放,做好各项改革,使得中国经济稳中有进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整体产生一定影响,但影响是短期的,总体可控,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中国经济有巨大发展潜力与韧性 。
当前经济形势面临“三叠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8年9月到2017年年初,金融危机引起世界经济普遍性衰退,无论是欧美还是金砖国家等经济体都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全球经济复苏却并不稳定,世界经济陷入“新平庸”,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无论是金融危机伊始的“四万亿”的刺激计划、扩大内需的举措,还是近年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政府在根据形势变化中探寻走出危机的措施,由于经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危机影响的持久性,政策目标、政策组合在不断调整;第二阶段是2017年以来,全球经济呈现稳定复苏,走出金融危机趋势明显,外贸拉动经济强增长以及新旧动能转换效应使中国经济逐渐呈现见底反弹的态势,然而2018年3月以来中美经贸摩擦愈演愈烈,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外部因素 。第三个阶段是2020年1月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实现阶段性“停战”,当地时间1月15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中美经贸摩擦朝着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向迈出坚实一步,为全球经济稳健复苏带来信心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扩散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最大不利因素,疫情对中国外贸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市场份额、海外投资等产生较大影响 。当前,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成为中国政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
开放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类因素(包括国家间经贸关系、地缘政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的影响 。从外部环境和当前国内经济形势关系的逻辑来看,如果外部环境相对平稳,则国内政策有较大的空间可以在“稳增长”与防范风险之间平衡,更倾向于防范风险;如果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强或者出现较大动荡,则国内政策重在逆周期调节,更为关注“稳增长”——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现阶段疫情冲击下的宏观政策更加强调逆周期调节,节奏和力度要能够对冲疫情影响,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 。从长期看,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是“三叠加”,即国内转型升级与外部不利环境叠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期与内外需放缓并发叠加、稳定经济增长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叠加,需要处理好“内部与外部”“供给与需求”“速度与质量”“实体与虚拟”四个方面的关系 。
中国经济韧性强,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加快产业升级,推动原始创新 。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产业转型升级,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在一定时间、空间背景下完成 。当前,世界正处于以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与产业革命中,科技发展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机会 。当廉价的劳动力、便宜的厂房租金等各种初级生产要素优势逐渐消失之后,企业发展就不得不转向自动化、高科技领域 。从长期看,这有助于中国企业脱离初级要素优势依赖的发展惯性与路径 。在一些领域,国外竞争对手虽然有深厚的工业基础,但是设备与经验偏重传统技术,中国企业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通过信息技术革命实现弯道超车、变道超车 。
以全面性警戒与审慎态度应对外部压力,每一次冲击反而成为创新的有力诱因 。生产要素的不利条件以及外部冲击反而会加快创新,显示出积极效应 。可借鉴国际经验应对危机,化压力为动力 。如二战后的日本产业因为遭受一连串的“冲击”但又不断成长,这些冲击包括从停止美元与黄金兑换的“尼克松冲击”到“石油危机”,以及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美贸易摩擦”“日元升值”等问题 。每次冲击都致使日本产业采取行之有效的调整策略,进而提升了产业的竞争力、强化了国家竞争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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