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忏悔与重生：日军战犯笔供背后的故事( 四 )
“他们犯下的那些罪行实在是让人切齿痛恨 ， 这场辩护曾经一度让我很纠结 ， 我甚至怀疑过自己为他们说好话对不对得起良心 。 ”
怀着这种纠结感情的不仅是这支律师团队 ， 沈阳和太原两场战犯审判后 ， 两地都有大量群众向地方政府和中央相关部门写信质问 ， 甚至有情绪激动者怒斥律师团为“卖国贼” 。
时隔60年后 ， 再次回忆这场审判 ， 廉希圣想了很久说：“个人感情、民族情绪、战争仇恨这种东西不应该干涉司法程序 。 他们是战犯 ， 有权让律师为自己辩护 ， 而我是他们的辩护人 ， 这不仅是我的工作 ， 也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 。 ”
战犯审判一个都不杀
1956年6月19日 ， 审判战犯的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了 ， 铃木启久率先走上了被告席 。 他是所有战犯中罪行最重的一人 ， 曾指挥制造6起屠杀惨案 ， 每次屠杀都几乎全村灭门 ， 这些惨案的幸存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 铃木启久当庭跪地认罪 。
当年7月1日 ， 终于到了岛村三郎走上被告席的日子 ， 从开始悔罪时起 ， 他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 他希望能在法庭上以死刑的方式终结自己的人生 。
当年法庭的工作人员权德源回忆 ， 夏天闷热的法庭中虽然预备了冰块降温 ， 但岛村衣服都已汗透 ， 他全程神情严肃从未动手擦去汗水 。
“在镇压抗日行动中 ， 我命令警察严刑拷问 ， 刑罚无所不用其极……我无动于衷地听着这些惨叫 ， 甚至把这当成一种乐趣 。 我对他们视如猪狗 。 前些年听说自己的长子死了 ， 收到妻子来信的那天 ， 我跑到运动场的一个角落里失声痛哭 。 人心都是肉长的 。 然而我当年则是一个魔鬼 ， 一个不通人性的魔鬼 ， 我残杀了那么多善良人的儿女 ， 却从未落过一滴眼泪……”
说到此时 ， 岛村三郎已泪流满面 。 在述说完自己的全部罪行后 ， 当年最为顽固不化的战犯跪在地上泣不成声 ， 请求法庭判处自己死刑 。
从1956年6月9日起 ， 沈阳和太原的法庭先后4次开庭 ， 对45名侵华日军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 ， 终于 ， 最终判决的日子来到了 。 审判长宣读的判决文书出乎了所有战犯的预料 ， 没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 ， 铃木启久、武部六藏、斋藤美夫等罪行最重者也仅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 而且刑期从他们被苏联红军俘获时便开始计算 。 更让战犯们意外的是 ， 除此45人之外 ， 另外1017人全部被免予起诉先后分两批释放 ， 遣送他们返回日本 。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序幕 ， 那么沈阳和太原审判 ， 就是这场战争的真正结局 ， 但其真正意义和后世影响还远不止于此 。 ”谈及这次审判 ，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教授说 。
“中归联”的遗产
亲笔写下认罪笔供的这些侵华日军战犯陆续返回日本 ， “新中国式改造”改变了他们的后半生 。 第一批归国者于1956年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简称“中归联”) ， 但他们在日本国内并没有受到善意的对待 。
岛村三郎在《中国归来的战犯》的后记中写道：“我们刚回国的时候 ， 在报纸、杂志大量篇幅中出现了‘洗脑’这个新词 ， 对我们的自我改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 ”他们唱着从战犯管理所学会的“团结就是力量”和“东方红”走上街头 ， 这也让他们成为当时日本社会中明显的“异类分子”而遭到排斥 ， 半数以上晚年生活贫困 。
但他们的行为对于他们自己而言却是真诚的 ， “中归联”成立后便发起了寻找中国劳工遗骨的活动 ， 他们收集被劫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遗骨、组织募捐 ， 并护送这些遗骨回葬中国 。 1963年2月 ， 藤田茂被提前释放 ， 归国后成为了“中归联”的会长 ， 他先后6次率团护送劳工遗骨返回中国 ， 不停地邀请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访问日本 ， 但他最终还是没能等到后者成行的那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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