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忏悔与重生：日军战犯笔供背后的故事( 二 )
新中国式的艰难改造
上世纪50年代的媒体在记述这段对侵华日军战犯改造历程时 ， 使用了一个词——“新中国式改造” 。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 无论是被关押的战犯还是工作人员 ， 对这个词的理解都混杂着血泪的记忆 ， 五味陈杂 。
当年曾在这里工作过的老人回忆 ， 由于战犯的反抗和对侵略者的仇恨 ， 战犯管理所的很多工作人员早期难以克制这种强烈的情绪 。 炊事班不愿意给“仇敌”做饭 ， 医务人员一度认为自己是在“给恶狼疗伤” ， 面对这种情况 ， 一直避谈自己家人的孙明斋在开会时跟所有工作人员讲了自己的故事 。 当年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是山东海阳县人 ， 青年时代曾亲眼目睹全家在大火中被日军灭门 ， 而此时 ， 他必须让自己放下记忆中的仇恨 。
孙明斋说 ， 他知道大伙想不通 ， 其实自己最开始也想不通 ， 但是周恩来总理对他说：“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 ， 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 。 ”孙明斋说 ， 自己相信这些战犯一定可以被改造 。 当年的工作人员如今在世者都记得孙明斋说的一个比喻：“我们现在克制、牺牲自己的感情 ， 这也是一种战斗 ， 就像当年在战场上和小鬼子拼刺刀 。 这些人当年全副武装时各位都没害怕过 ， 现在改造他们的工作又有什么可为难的呢？”
自此之后抚顺战犯管理所拟定了分化对待的方略 ， 将战犯中已有悔罪意识者与顽固分子分开 ， 而藤田茂、岛村三郎等最为顽固的则进行单独关押 。
对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 岛村三郎是熟悉的 ， 这里和日军侵略时期的众多监狱一样 ， 在他的常识里 ， “单独关押”便意味着“折磨”和“处死” ， 但之后一周时间过去了 ， 除了每天都重复的工作人员要求自己交代罪行和自己机械式的拒绝外 ， 什么都没有发生 。 同时岛村发现 ， 自己越是闭口不言 ， 就有越多的证明自己罪行的材料出现在面前 ， 甚至包括自己当初亲笔写下的报告书 。
半年多的单独关押期间 ， 越来越多的材料被翻译成日文装订 ， 到最后 ， 摆在岛村三郎面前的已是3大本案卷 ， 摞起来足有40厘米 。 这里面是300多人提供的材料和证据 ， 最后他光看完这些材料就用了9天 。 这期间岛村接到了妻子从日本寄来的信 ， 得知数年前自己的儿子死于车祸 。 那个夜晚 ， 管教员崔仁杰陪他在牢房里坐了整整一夜 ， 两人透过焊着栅栏的铁窗看着月亮谈心 。
“直接或间接死在我手里的中国人民至少有6000人 ， 也许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吧……”多年后岛村三郎在自己的《从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记录了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子 ， 单独关押的时候 ， 那些控诉自己的材料中的内容不停地在梦中出现 。
他想起了自己指挥部下在冰天雪地中枪杀30名抗联战士；想起了指挥活埋俘虏、亲手砍杀无辜百姓、甚至将其活活烧死时的惨叫声；想起了众多被塞进卡车送给731部队做活体实验的人们……
一天早晨 ， 岛村悄悄塞给隔壁关押的藤田茂一张纸条 ， 上面写着：“深感羞耻 ， 我已改变想法 ， 准备写材料了 。 ”藤田茂在这张纸条上回复：“如果你写 ， 那么我也写吧 。 ”
曾几度试图自杀的藤田茂数天前才从家人的来信中得知 ， 他的姐姐和另外5个亲人死于广岛的原子弹爆炸 ， 他的故乡广岛县也永远地被从地图上抹去了 。
找回人的良知和灵魂
顽固战犯们褪去“天皇武士”的自我认知 ， 也不再是战争机器 ， 而是回归最基本的人性 ， 这个过程缓慢地开始了 。
岛村三郎开始逐字逐句认真阅读那3大册自己的罪行 ， 开始认真地回忆并写下自己指挥部下或是亲手犯下的每一件暴行 。 岛村后来在自己的书中写道 ， 看着控诉自己的材料 ， 他的内心逐渐被羞愧占据 ， 他开始写认罪供述时很多事已经记不清了 ， 经常在梦中回忆起一些片段随即在深夜被惊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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