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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志优选■首报新冠病例93天后才宣布紧急事态，日本在刻意隐瞒疫情吗？( 三 )


日本是中国以外最早发现确诊病例的国家之一 。 首个病例是一名曾到访过武汉的中国籍人士 ， 1月6日回到日本 ， 在1月10日-15日间检测呈阳性 。 安倍政府在1月24日即召开高级别内阁会议研拟对策 。
政府的第一步是在《传染病控制法》下定义新冠肺炎为法定传染病的地位 ， 如此政府才能够在法律授权下采取相关防疫措施 ， 同时政府也才能使用政府预算支付强迫确诊病患住院的就诊费用 。 此前 ， 日本政府应对中东呼吸道综合征、SARS、H5N1和H7N9禽流感病毒也采取同样模式 。
在法律授权下 ， 日本政府1月30日单独成立了疫情控制总部 ， 以首相安倍为牵头人主导日本所有防疫工作 。 2月初 ， 安倍先是引用《隔离法》将钻石公主号邮轮隔离在横滨港外海 ， 后又根据《移民控制和难民条例》拒绝来自香港的邮轮威士特丹号进入日本 。
但是随着2月份疫情不断升温 ， 政府缺乏强制取消民间活动或禁止民众出行的法律依据 。 2月27日 ， 安倍宣布全国学校停课三周 ， 随即引来这项决定缺乏法律基础的批评 。
在医疗资源供给方面 ， 政府也无权随意要求企业配合 。 在日本国内开始出现口罩短缺的情况下 ， 日本政府3月3日启动1973年紧急法第22条 ， 强制要求制造商和进口商将口罩卖给厚生省 ， 让厚生省能下发给疫情严重的北海道 。
安倍政府自展开防疫政策以来一直担心政府贸然采取紧急防疫措施是否会违宪或破坏人权的问题 ， 因而在2月推动国会就是否应修宪进行辩论 ， 不过所有政党都反对将此问题抬高到修宪层级 ， 安倍政府转而推动2012年出台的《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修法工作 。 该法案最后在3月10日送到国会 ， 国会在3天后批准 ， 赋予安倍政府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国民不能外出的权力 。
日本医疗管理研究所理事长上昌广对《财经》采访人员指出 ， 日本国民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争的痛苦回忆 ， 对封城非常排斥 ， 他个人也不赞成这样的防疫举措 ， 从实用性而言封城是为了避免大都市里因为人口密度高引起的感染 。 目前从日本现有的确诊病例来看 ， 问题并不在这里 。 根据新通过的法律 ， 最可能的封城做法和决策将是交由地方首长自行决定 ， 避免国家权力让民众觉得过于强大 。
日本民众对政府建议其减少外出等呼吁确实一度不太上心 ， 日本确诊病例数字低、死亡率低让不少民众认为疫情没那么严重 。 3月20日的长假周末 ， 不少民众就像往年一样出游赏樱 ， 被认为是卸下心房；到3月底为止 ， 东京地铁也仍然人满为患 。
押谷仁在4月1日采访人员会上呼吁全社会应参与配合防疫 ， 他指出 ， “除非每个人都有保护日本的意识 ， 否则我们将无法战胜病毒 。 ”
随着疫情升温 ， 日本国内也开始讨论防疫体制安排是否适当以及日本是否应像美国设立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争论 。 曾经负责世界卫生组织健康政策的涩谷贤二就指出 ， 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无法像美国疾控中心发挥类似功效 ， 也缺乏同等级的专业能力 ， 因此为了更有效回应疫情 ， 应该考虑设立像疾控中心的机构 。
不过 ， 上昌广对《财经》采访人员解释 ， 历史上日本陆军负责日本的传染病研究 ， 而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就是后来陆军传染病研究所的继承者 ， 考虑日本的国情 ， 他认为政府应该做的是增加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的预算 ， 而非另起炉灶再成立一个像美国疾控中心一样的机构 。
集体感染是防范重点
根据“感染源应对组”的数据分析 ， 导致日本确诊病例上升的两大感染源来自：医疗机构和福利院、餐厅和夜生活场所 。
4月2日厚生省的统计显示 ， 截至3月底 ， 日本全国14个都道府县出现26起集体感染事件 ， 而且主要发生在医疗机构和福利院 ， 其中以东京永寿医院为中心造成的集体感染就达128例 。
感染源应对小组分析显示 ， 永寿医院的感染源可能来自1月18日的一场新年聚会 ， 参会者感染后进入永寿医院治疗 ， 再加上另一位自法国返回日本的患者 ， 扩大传染给医护人员 。 之后 ， 在永寿感染的患者又转院到庆应大学附属医院和国立癌症中心医院 ， 疫情进一步蔓延到这两个医疗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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