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世界杯不只有狂欢:拉美足球背后的政治风云( 二 )


凭借厚重的足球文化和足球土壤 , 拉丁美洲国家诞生了大批优秀的职业球员 , 为欧洲五大联赛等贡献了大量人才 。 世界十大球员输出国中拉丁美洲国家占了四席(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乌拉圭) 。
日前 , 在莫斯科举行的第68届国际足联大会上 , 国际足联宣布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获得2026年世界杯联合主办权 。 世界杯将在时隔一届之后重回拉丁美洲 。 世界球迷将得以再睹阿兹特克体育场的雄伟风姿 。 为球迷津津乐道的马拉多纳“上帝之手”即发生在这座球场 , 那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阿根廷和英格兰之间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 。 那届世界杯决赛也是在这个球场举行 , 最终阿根廷3比2战胜西德队 , 获得冠军 。
撬动政坛的拉美足球
「足球」世界杯不只有狂欢:拉美足球背后的政治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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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 , 足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 但由于其商业性以及被强加的政治性 , 所以也会带来许多阴暗的东西 。 各种竞争主办地时的贿选、操纵比赛等事件自不待言 , 有时它还会成为暴力冲突甚至战争的导火索 。 就拉丁美洲而言 , 1969年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之间的“足球战争”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 双方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争夺最后一张入场券时矛盾升级 。 该场战争使双方伤亡逾三千人 。 虽然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土地资源问题 , 但足球则充当了导火索的角色 , 直接促成了战争的爆发 。
更多时候 , 足球的政治性是以比较温和的形式展现的 。 通常 , 当国家领导人赞助足球事业时 , 他们都会认可足球在国家社会中的文化重要性 。 当他们向获胜队伍颁发奖杯时 , 也是在展示自己的权威 。 他们往往将自己与一项流行运动联系在一起 , 借此显示自己也在分享着人民的激情 。 但在拉丁美洲 , 政治家和足球之间的关系往往比这要紧密得多 。 特别是军政府为了控制人民 , 采用了类似“胡萝卜加大棒”的混合方式 , 足球在提供“胡萝卜”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 乌拉圭小说家马里奥·贝内代蒂曾指出“足球是政治催眠剂” 。 在此类军政府独裁政权中 ,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 足球世界的主要成员变成了那些政要 , 而非足球圈本身人士 。
随着足球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 它开始在全国性庆典中发挥作用 。 例如 , 1910年和1916年 , 足球比赛是阿根廷独立百年庆典的一部分 。 1922年南美锦标赛在巴西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 1930年乌拉圭举办的第一届世界杯是为了纪念该国脱离西班牙独立暨宪法颁行100周年 。 乌拉圭总统出席了乌拉圭在第一届世界杯所有场次的比赛 。 1938年的河床队和1940年的博卡青年队都在5月25日的阿根廷独立日开放新体育场 , 这显然不是巧合 。
政坛领袖都希望与正在迅速成为一种主流文化现象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 而在拉丁美洲 , 足球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现象 。 1919年 , 巴西面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 时任总统佩索阿千方百计地在各种场合祝贺巴西队首次夺得南美冠军 。 “我代表国家向巴西年轻运动员的胜利致敬 。 ”1927年 , 巴西总统华盛顿·路易斯观看了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之间的宿敌之战 。 赛前 , 总统和他的部长们受到了五万多人的热烈鼓掌 , 掌声持续了三分钟 。 总统后来说 , 他一生中从未受到这么多人的欢呼与赞赏 。 政治家纷纷努力将自己与这一大众文化中日益强大的表现形式联系起来 。
拉丁美洲政界对足球施以援手的例子很多 。 20世纪40年代末 , 巴西总统杜特拉(1946-1951在任)向弗拉门戈赠送了靠近里约市中心的一处地产 。 巴尔加斯本人在担任总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 , 也向弗拉门戈提供了低息政府贷款 , 以助其俱乐部建造一座24层的办公大楼 。 1969年至1975年间 , 巴西修建了13座大型体育场 。 到1978年 , 世界十大体育场中有七座在巴西 。 1964年军事政变后 , 足球是新的独裁政权与民众利益相联系的方式之一 。 美第奇总统(1969-1974在任)声称自己是弗拉门戈的球迷 , 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比赛中 。 他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爱好者 。 盖泽尔总统虽然不是球迷 , 但他的宣传团队把他贴上了球迷的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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