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贤惟德惟善」北魏公务员的待遇：高薪养廉的由来(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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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做得太过分而触犯了皇帝 ， 或者被政敌揪住不放成为把柄 ， 都可能成为自己被解职乃至下狱的理由 。 为了更加形象化 ， 我们假定有这么一个小官员 ， 他如果不贪 ， 一年能拿到一匹绢的基本禀给 ， 而如果贪腐 ， 则可以拿到相当于一百匹绢的收入 ， 与此同时 ， 造成了八十匹绢的社会损失 。 同时 ， 孝文帝也会委派一部分人做监察 。 但是 ， 在当时的时代 ， 对监察机构我们没有太多的信心 ， 假定这个官员被发现的概率是百分之二十 。 而一旦被发现 ， 官员会被停职抄家 ， 经受相当于三百匹绢的损失 。
那么如果这位官员选择贪腐 ， 不被发现的概率是百分之八十 ， 乘以贪腐的收入一百匹 ， 那么贪腐的期望收益就是八十匹绢；而被发现的概率是百分之二十 ， 乘以三百匹的损失 ， 那么贪腐给这位官员所带来的损失是六十匹绢 。 也就是说 ， 选择贪腐的净收益为二十匹绢 ， 而国家在禀给制下只能给他提供一匹绢 ， 显而易见 ， 这个官员最终选择做一个贪官还是做一个清官 ， 就要看他的良心是不是能值自己收入的二十倍了 ， 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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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孝文帝的班禄令一下 ， 这位官员发现自己的薪水是一年十六匹绢 。 同时孝文帝通过自己的努力狠抓监察工作 ， 也花费了很多绢匹来雇人手给激励 ， 终于将发现贪腐的概率提高到百分之四十 ， 那么贪腐给这位官员带来的损失现在变成一百二十匹绢了 ， 而因为成功贪腐的概率只有百分之四十 ， 那么贪腐的收益也相应变成了六十匹绢 。
此消彼长之下 ， 贪腐带来的净收益就要变成负数了 。 那么 ， 与稳稳当当拿十六匹绢的工资相比 ， 贪腐既担惊受怕又遭受民怨 ， 而净收益也降低了 ， 于是 ， 这个官员就很可能选择老老实实干活做个清官了 。
表面上看 ， 高薪养廉的高薪是取之于民的 ， 等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 但是如果贪腐给人民带来的损害很大 ， 如同上面的例子所说 ， 等于八十匹绢的话 ， 那么从这八十匹绢里面加收十六匹绢作为俸禄发放给官吏 ， 以及再从中拿一部分对监督机构进行激励以提高效率 ， 那总体社会福利还是增加的 ， 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
孝文帝的新制度实行之后 ， 北魏的风气焕然一新 。 官吏们对老百姓的盘剥和荼毒 ， 较前代有了很大的减轻 。
孝文帝对工资制度的改革 ， 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道理：高薪诚然未必能养廉 ， 但是低薪确实会让廉洁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 。 尤其当监察制度的改革成效不大且耗费大量社会资源的时候 ， "高薪养廉"反而可能是一个更经济也更有效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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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家看来 ， 一切决策都可以用收益—成本来核算 ， 这与污染管理一样：消灭污染这个口号喊得很好 ， 但是真要彻底消灭污染 ， 恐怕全人类都会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了；消灭贪污的口号同样很诱人 ， 但是因为信息不对称 ， 权力会天然地带来租金 ， 消灭腐败从制度上讲也是极其艰难的 。 所以 ， 与其追求杜绝腐败 ， 不如对腐败进行控制 ， 尽量减少腐败的影响 ， 从而最大化社会福利 。
经济的指挥棒就是如此神奇 。 后来北魏经济困难 ， 魏孝庄帝时朝廷停发了百官的俸禄 ， 没过多久 ， 天下又恢复到了孝文帝之前的样子——"文武在位 ， 罕有廉洁" 。 如此 ， 效率工资的理论又再次得到了验证 。
参考文献：
《魏书·列传·卷四十二》
《魏书高闾传》
《北宋为何设置转运使?宋太祖本想"削藩",却缔造了行省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