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1940年奥运会:日本“帝国迷梦”的破碎

2013年 , 第125次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通过东京为2020年的第32届夏季奥运会举办城市 , 这是东京第三次获得此项殊荣 。 奥运会一直是链接日本与世界的纽带 , 也是日本向世界呈现国家复兴的重要舞台 。 1964年 , 人们看到了从战争的疮痍中重新崛起的日本;1940年与2020年奥运会也肩负着展示日本在天灾之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和2011年的3.11地震/海啸/核事故)新生光景的重托 。 可以说 , 塑造日本积极国际形象的目的始终影响着历届东京奥运的申办与筹备 。 本文所聚焦的1940年奥运会还有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与使命:其催生于国家意识形态与体育开始紧密结合的历史背景 , 它的申办与取消见证了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逐渐迈入外交泥潭与战争深渊的历程 。
『日本』1940年奥运会:日本“帝国迷梦”的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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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奥运会海报
为国争光:日本体育作为国家形象的展板

将体育与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既不是日本人的发明 , 也不是现代奥运会的首创 , 而是扎根于古代奥运会历史之中的--古希腊人便将奥运参赛者视为城邦的荣耀 。 日本和现代奥运会的联系也与其国家实力提升有关 , 在日俄战争(于1905年结束)之后不久 , 作为战胜国的日本便收到了1906年雅典奥运会的邀请函 , 这很难说只是一个巧合 。 这场战争是西方列强在工业革命之后第一次输给"有色人种" , 其影响格外深远 。 遗憾的是 , 由于经费不足 , 日本最终未能派出代表团参加雅典奥运会 。
1909年 , 现代奥运会创始人、时任国际奥组委主席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Pierre De Coubertin)在法国驻日大使的帮助下邀请了嘉纳治五郎加入国际奥委会 , 他由此成为亚洲第一位奥委会成员 。 嘉纳是出色的教育家及武道家 , 他不仅是柔道的创始人(基于柔术) , 还创办了培养留学生的弘文学院(其中最著名的学生就是鲁迅) , 同时也是文部省的官员 。 他的多重身份帮助其培养了可以称得上仍身处于襁褓之中的日本竞技体育 , 就连竞技(競技)一词也是在明治时代才被发明 , 而运动爱好者也多是名牌大学出身 , 和广大普通民众身处于不同的世界之中 。 1911年嘉纳组织成立的大日本体育协会 , 其成员也多数上述一类人 。 次年 , 两名田径选手--金栗四三与三岛弥彦自费前往斯德哥尔摩 , 日本人第一次出现在了奥运会的舞台之上 。 尽管两人都没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 但嘉纳治五郎仍然备受震撼 , 他之后表示:
尽管我已经在这次奥运会之前对西方文化有了很多观察 , 但我不曾认真研究过西方的体育事业 。 从我的观察看 , 这些国际赛事将以竞技体育的形式培养日本青年的人格 。 不仅如此 , 我坚信将日本青年展现给西方最好的方式便是通过国际比赛 。
『日本』1940年奥运会:日本“帝国迷梦”的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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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首次在奥运会上亮相的日本代表团 , 国别标识牌没有使用"JAPAN" , 而是用了日本读音的拼写"NIPPON"
由此可见 , 向西方展示实力便是日本开展竞技体育的原动力之一 。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明治初期的"鹿鸣馆外交"时代以通过展示西化程度来争取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策略相吻合 。 日本体育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公立教育体系的建立 , 在20世纪20年代末 , 由中央政府管理的体育教育已经在日本全国普及 , 到了国家总动员法实施的战争年代 , 体育协会也成为了官方的国家机构 。
【『日本』1940年奥运会:日本“帝国迷梦”的破碎】另一方面 , 随着20世纪初日本通过武力扩张发展的方针受到了西方列强的打压 , 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声浪高涨 。 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展示国家实力的方式越发得到了重视 , 特别是在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上 , 日本代表团的水平之强以及其肩负的民族主义情绪都达到了一个顶峰 。 1932年正时值日本扶持溥仪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被国际社会声讨 , 同时在美亚裔受到普遍歧视的时期 , 奥运会是日本重振国际声望不可多得的机会 。 因此 , 日本奥运代表团成员在出发前往洛杉矶之前不仅参观了明治神宫 , 甚至还受到昭和天皇的接见 。 运动员肩负的帝国荣耀之重可见一斑 , 还有报纸把赴美代表团鼓吹成"仿佛像是抱着必死决心的士兵" 。 重压之下 , 日本代表团也确实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 取得了18枚奖牌(7枚金牌) , 位列奖牌榜第五 , 其中游泳项目更是取得5枚金牌 , 日本确立起了体育强国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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