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1940年奥运会:日本“帝国迷梦”的破碎( 三 )


企图利用奥运会合理化自身的意识形态固然是日后成为轴心三国的德意日开的一个坏头 , 但实际上奥运会强化并鼓励了以国家作为文化边界的概念 , 这正好被政府所利用了 。 在"体育无国界"的同时 , 奥运会鼓励了国家文化和民俗的推广与传播 , 运动员代表国家、颁奖仪式上的国歌与国旗被民族主义所利用 , 成了法西斯国家的宣传工具 。 当朝鲜马拉松运动员孙基祯代表日本在柏林奥运会上夺得金牌时 , 只能用赛会赠送的月桂树枝遮挡比赛服上的日之丸图案 , 这何尝不是日本对朝侵略殖民的胜利?一旦在奥运会得到了承认 , 既成事实和官方叙事自然会更容易被外界接受 。 此外 , 作为远东异国的日本在西方眼中仍然富有神秘色彩也是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 嘉纳治五郎等人在同其他国际奥委会成员交涉的过程中一再强调 , 如果日本能举办奥运会 , 将更好地证明奥运精神的普世价值 , 其世界性不言而喻 。 这一策略最终打动了拉图尔主席 。
『日本』1940年奥运会:日本“帝国迷梦”的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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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副岛道正与拉图尔
在日本负担全额费用的提议下 , 拉图尔于1936年以私人名义访问了日本 , 还在此之后又特意到访另一申办城市--芬兰的赫尔辛基 , 以显示其中立性 。 但事实上自访日以后他便成了日本申奥的坚定支持者 。 但在罗马退出竞争后 , 伦敦又在最后关头提交了申请 , 杉村阳太郎又出面同英国政府、伦敦市长以及国际奥委会的英国代表交涉 , 最终英方因为不愿使日英外交关系复杂化而同意退出 。 拉图尔对这一系列的幕后交涉当然知情 , 却没有像前一年一样对此发表意见 , 甚至私下对杉村表示自己乐意见到日本成功申办 。 最终在1936年7月29日--柏林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 , 东京以37:24的票数胜过赫尔辛基 , 取得了194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
战争深渊:被扼杀的奥运会

取得主办权之后 , 由谁负责统筹各项事务、规划场馆等事宜成为了新的问题 。 随着1930年代维持派系平衡的元老只剩下西园寺公望一人 , 脆弱的政党政治也因为军队的政治影响力越发不受控制走进了死胡同 。 1931年政变未遂的三月事件、1932年一系列针对财政界甚至政府高层的暗杀等都显示出右翼对国家受到议会摆布的强烈不满 , 1936年2月26日爆发的"二·二六事件"这一大规模军事政变在平息后 , 军队反而获得了更大的权力 , 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 , 战争持续以及国家总动员法的实施 , 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向军方倾斜 , 以满足其在中国战场上的持续投入 。 此外 , 在国民意识形态上强化控制也是一大重要目标 , 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了奥运会的筹办工作 。 从一开始 , 东京奥运会的规模就不可能与柏林相比 。 政友会议员河野一郎早在1937年3月就在国会提出应该返还奥运主办权 。
更糟的是 , 东京奥组委远说不上团结 。 其人员除了日本的国际奥委会成员、东京政府官员、大日本体育协会成员之外 , 还有陆军省和文部省长官 , 组委会会长由德川家达担任 。 体育界人士能发出的声浪逐渐减小 , 就连嘉纳治五郎都公开呼吁日本政府应该全权负责奥运会筹办 , 而不是由体育协会这种民间组织出面 。 他在1936年11月14日与文部大臣平生釟三郎会面时表示:"因为东京奥运会不仅仅和体育相关 , 而是向世界展示日本的精神、文化和工业发展 , 并加深互信和互相尊重的机会……这需要更全面、能统领全国的机构 , 一个囊括了各类能构想日本与世界未来关系的权威者的机构 。 "嘉纳的说法代表了希望通过奥运会使国际社会接受其合理化军国主义扩张 , 并借助国际社会的关注将国民通过庆祝纪元(建国)2600年这一目标团结于国家精神之下 。 他甚至希望奥组委在必要时能对抗国际奥委会的意见 , 以及他后来发表的"奥运会的体育项目只是次要的 , 最主要的目的是向世界展现我国的文化发展"的言论甚至被登报 , 传到了拉图尔手上 , 引起后者极大的不满 。 各方的分歧之大导致到了1938年 , 奥组委甚至还没能确定奥运会的主体育场该在哪里 , 杉村阳太郎力推的改造明治神宫外苑体育场的提案因为可能侵扰明治神宫安宁 , 受到了内务省神社局的强烈反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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