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养学】刘士永:抗战时期的军事营养学( 二 )


这一系列报告都包含着近代中国社会对于工业化的殷殷期待 , 即以营养增加改善民族体质 , 达到富国健民或者是强兵的目的 。 另一方面 , 这些报告也透露出一个与抗战开始之后截然不同观点: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瘦弱 , 正是长期营养不良下的结果 。 与之相应的期望正是 , 中国在达到西方的营养标准之后 , 又何尝不能有西方一样高大健硕的身体?营养学要顾及的不仅是民族之健康 , 甚至是未来中国人应有之体魄 。
抗战时期的营养学发展

但是 , 抗战开始之后 , 营养学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为工业经济提供健康工人的问题 , 还包括为逃难人民提供基本营养所需的问题 。 1937年在上海即已成立难童营养援助委员会 , 如何用有限的捐助支撑难童成长所需的基本营养 , 是援助委员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 此时的难童已不再是工业经济的预备队 , 只是一群嗷嗷待哺的饥民 , 于是针对他们的营养标准遂转变为:保证他们不会因营养不良而生病或死亡 。 在1930年代的上海 , "营养"这一概念在时人眼中和食补、高粱厚味等庶民饮食观念相仿 。 但在抗战开始之后 , 营养学开始被认为是一门西方医学的专业 , 营养学知识可以通过社会组织、政治力量加以推广 。 在西南大后方 , 西方"食物即能量"的概念被灌输到民众之中 , 社会福利救济与"营养"、"健康"等要素逐渐结合 。
就当时军事医学和抗战救护情况而言 , 美援机构在重庆重新整合 , 以美国医药援华会为主 , 成立美国联合救济总署 。 战前在上海从事营养调查的知识分子也向西南大后方移动 , 担任军医 。 同时 , 陆军卫生勤务训练所、中央军医学校等新式军医机构 , 以及陆军营养研究所、中央卫生实验处营养组等战时营养研究机构也纷纷成立 。 其中 , 陆军营养研究所专门针对士兵平时及战斗时期营养的配比和调配研究 。
这些机构的士兵营养调查显示 , 当时士兵的营养情况十分糟糕 。 根据1938年的一项调查 , 中国江西部队膳食所含的热量仅2469卡 , 同时的美英国士兵有3800多卡 , 日本士兵也达2980卡 。 而1942年内陆战区营养与热量调查显示 , 前线作战的士兵的热量摄取甚至比1927年前后平民的情况还要低 。 在这样的营养条件下如何保证士兵的作战任务 , 是当时军医主要关注的问题 。 同一时期的日本营养学并没有出现生化学完全取代消化生理学的趋势 , 相比于营养素分析 , 日本营养学更重视膳食调查 , 其进步基本表现在研发各种消化酵素、提倡膳食均衡等方面 。 因此 , 战争时期日本的兵食也体现出重视食物营养的供给与消化的特征 。
"中国体质论"的提出

根据美方军医Water S. Jones的报告 , 可以看到二战期间对美国对中国的医药援助极为多元 。 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医疗器材设备 , 对军医与救护兵的训练 , 乃至于直接把美国战场救护单位送上前线与中国军人并肩作战 。 但是 , Jones也在报告中严厉批评了中国军队没有正确的营养膳食观念 , 缺少军粮补给计划 , 而他批评最多的是中国军人大量上报自身存在脚气病、下肢水肿、夜盲症等问题 。 Jones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士兵没有按规定吃完美军提供的K口粮 , 并对这一情况极为愤怒 。 但是 , 等到滇缅部队中的英军、印度士兵也报告了相似的问题之后 , 美方军医开始重新审视中方士兵对美军配给的军粮抱怨 。 1942年初 , 中方在美方顾问建议下 , 针对滇缅远征军实施"中国军队营养之研究" 。 这项研究发现 , K口粮所含的营养素实际上无法被中国士兵充分吸收 。
K口粮
在这一背景下 , 以万昕为首的陆军营养研究所得以成立 , 并进行中国军人体质、营养素等方面的相关调查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一调查的项目中杂糅了欧陆的消化生理学和美国生化学的内容 。 抗战时期 , 消化生理学和生化学逐渐融合的情形在中国十分显著 , 但这一情况并没有在英国、日本出现 , 甚至在美国也很少见 。 这一研究主要围绕两个问题 , 一是中国军队究竟需要哪些营养素 , 一是中国军人的体质能否吸收等问题 。 部分中方军医指出 , 中国人所需要的营养标准与西方人不同 , 但美方军医一开始十分抗拒这一观点 , 甚至嘲讽地称这是"带有中国哲学意涵的医学想象" 。 1944年由陆军营养研究所主持的一项中国士兵糖化血红蛋白的调查 , 发现中国士兵的血红蛋白偏低 , 但是它的单位带氧承载量较高 , 这表明中国士兵不需要太多的动物蛋白质 。 这引出的论断是 , 中国人需要的营养的总量和比例搭配与西方人存在差异 。 在此基础之上 , 中国体质论的观点达到高潮 。 譬如 , 周凤镜在《目前与今后我国国民营养问题之研讨》提出 , 中国人的体质与经济可能正符合战争时期的现实需要 , 能在经济与粮食供应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抗战 。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