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时西方城市的公共空间存在于是不是多于同期的中国城市

中世纪的跨度其实很大,从公元5世纪一直到公元15世纪。自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教会和基督教在平民生活中占了统治地位。在中世纪前期,由于伊斯兰教徒对于海洋的封锁,西欧与外界贸易停滞不前,退回到了原始的以物易物的地步,商业活动消失,经济萧条,社会凋敝,所以西方社会中的公共空间在这期间主要是教堂。到了后期,西欧重新夺回航海权,经济复苏,市民社会逐渐形成。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思想兴起,各种广场,市政厅,图书馆也逐渐成为了人们愿意聚会的地方,成为了城市中的公共空间。与此同时,世界的东方中国跨越了从南北朝到元末明初的大区间。与西欧一样,中国在这段时间内也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转折点就是唐朝。唐朝之前,中国的城市形制是里坊制,城市中是有固定的,同时又有时间限制的商业点,供商人交换货物。以唐朝为例,长安城允许交换货物的地点有两处——东市和西市,早上八点开市,下午五点歇业,晚上八点全城宵禁,各个里坊都要关门,里面的居民不准外出,外面还有士兵把守(所以《大明宫词》中太平公主在街上邂逅薛绍根本是不可能的)。在其它城市中,商业点一般选与河道边,或是寺庙附近。另外,在特定日子里,长安城东南角的芙蓉园还会向居民开放。自唐末,因商业的迅猛发展,里坊制已经不适合城市的发展,在里坊中已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小作坊,所以到了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第一次出现了开放式的商业街,此后里坊制迅速崩溃,被大大小小的商业街所取代。相比较,中世纪前期,西欧的公共空间主要存在于教堂,中世纪后期,西欧的公共空间包括了教堂,广场,市政厅,图书馆等等。在中国,公共空间一般是寺庙,商业交换点等地方。西欧公共空间的形主要成是因为宗教,中国则是商业。前者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种类上,后者体现在了数量上。一般来说,中世纪前期,西欧与中国的城市公共空间都不多,到了后期,个人觉得中国数量上偏多,但是欧洲的规模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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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语里就已经有Agora 意思就是集会的场所 也是一个城邦(Polis)繁华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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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讲,在各自政治生态和文化逻辑下,中世纪的中西方城市公共空间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也对两者近代以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路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中世纪中前期(6-11世纪)
虽然在罗马时代后,中国城市化程度略高于欧洲,但中、欧都没有独立和明显的城市公共空间。不过,仍然有一些出于萌芽状态的差异:
中世纪的欧洲城市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国,更加偏重于领主的军事防御的功能。但建立在古希腊古罗马广场文化的废墟之上,以基督教宗教礼仪为内容需要,欧洲城市仍然有同时期中国所没有的一些城市文化和民间交往的公共空间,如教堂、礼拜堂等。(下图为圣密启尔山城,制高点为大教堂,防御和宗教性质明显)
中世纪时西方城市的公共空间存在于是不是多于同期的中国城市
同时期的中国城市,在隋唐以前同样以军事防御和政治功能为主,居住、交易功能为辅。唐以后发展了坊市布局,同样缺乏民众的公共交往处所。当然,让大家来围观砍头的菜市场还是有的,佛教等寺庙分布广泛,但仍缺乏(或防止出现)聚众空间。(下图为唐代长安城的坊市布局。市场交易被集中和局限在白天的西市、东市,居住被局限在各个“坊”中,执行严格的夜禁制度)
中世纪时西方城市的公共空间存在于是不是多于同期的中国城市
这个差距在中世纪中前期并不明显,因为无论宗教的用途,还是政治的、军事的用途,这些所谓城市公共空间都主要用于自上而下的召集聚拢,而非自下而上、主体间的自主交流。
二、中世纪中后期(11-16世纪)
在中世纪中后期,情形出现了变化。
首先,在11世纪的中西欧,骑士阶层与市民阶层(尤其是手工业和商业市民)结合而形成实际的政治力量,在英国体现为《大宪章》等对骑士和市民阶层权利的部分保护,在西欧大陆体现为行业公会组织的壮大和自治城市的大量出现;而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从哲学和社会伦理学上进一步明确了人(尤其是普通人)的主体地位和选择自由。中低层民众政治地位上升,必然体现在公众政治交流和表达的增加和活跃。这时期,首先原有的公共空间——教堂更加复杂,体现人类神性美的壁画广泛出现;并开始大量出现市政厅和市民广场等专门政治用途的公共空间,和歌剧院、市肆酒吧等娱乐文化用途的公共空间。这是近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雏形。(下图上为中世纪市政厅,下图下为锡耶纳市政广场,相比中世纪城堡等更有开放性特征)
中世纪时西方城市的公共空间存在于是不是多于同期的中国城市
中世纪时西方城市的公共空间存在于是不是多于同期的中国城市
而在中国,由于自上而下大一统的集权体制和政治文化根深蒂固,城市公共空间的变化只朝向一个方面,那就是商业贸易和文化娱乐。尤其在宋代,坊市制被彻底破坏,商业贸易遍布城市角落,瓦舍、勾栏大大丰富了市民的娱乐生活尤其是夜生活。市井文化的兴起,使小市民阶层在文化层面(而非政治层面)获得极大解放,市民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大量增加,这时期商业贸易和文化娱乐的公共空间迅速增加。但是,贯穿宋元明清,中国城市的公众政治功能一直是被压制的,中国的政治方面的公共空间只能在集权控制较弱的农村地区体现(明代中后期有短暂的松动,苏州市民两次暴动体现了市民政治意识的觉醒和城市政治公共空间的扩大)。(下图为描绘宋代汴京的清明上河图局部)
中世纪时西方城市的公共空间存在于是不是多于同期的中国城市
中世纪时西方城市的公共空间存在于是不是多于同期的中国城市
【中世纪时西方城市的公共空间存在于是不是多于同期的中国城市】 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中西方的城市功能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也昭示了文明碰撞时的不同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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