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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该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

人类该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
人类该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
作者：智本社“大疫之下 ， 两个世界”（量子学派） 。有人探寻真相 ， 刨根问底；有人疯狂举报 ， 强制删帖 。有人缅怀李文亮 ， 致敬吹哨人；有人抹黑吹哨人 ， 支持信息管制 。有人科学启蒙 ， 探寻国家治理之策；有人散播阴谋论 ， 收割智商税 。有人担心严防死守引发破产、失业与经济衰退；有人正在奏响胜利的凯歌 。有人抨击中国 ， 要求向世界道歉；有人嘲笑欧美应对不力 ， 指责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发出警告：如今的世界像极了1930年代——巨大的财富和政治鸿沟 ， 导致国家及意识形态冲突严重 ， 债务堆积如山 ， 央行无力回天 ， 社会矛盾尖锐 ， 世界秩序面临重塑 。2008年金融危机终结了过去失衡国际秩序 。 此后 ， 欧美民粹运动泛起 ， 美国建制派失势 ， 世界秩序混乱：美国制裁俄罗斯 ， 中美贸易战爆发 ， 英国最终脱欧 ， 美军“斩首”伊朗将军 ， 新冠疫情向全球扩散 ， 欧佩克＋谈崩 ， 金融市场动荡 。全球化时代 ， 商品、资本、人才、信息、技术及病毒 ， 在“平的世界里”快速流动 。 一国爆发金融危机 ， 全球经济震动；一国爆发疫情 ， 世界快速传播 。原本居于垄断地位的各国政府 ， 如今不得不在同一个平面里相互竞争 。 如美国政府减税 ， 印度、中国等国跟进 ， 互相争夺国际资本及人才 。但由于全球化治理倒退 ， 国家及意识形态矛盾摆在台面上直接交锋 。这次疫情 ， 正是幽灵给世界各国政府一次公平大考 。 考验他们的国家治理能力 ， 看谁的行政效率更高 ， 看谁的制度更加可靠 。人心 ， 是裁判 。但人心容易陷入“幸存者偏差” 。 为了争取民心 ， 相互指责对方治理不行、应对不力 ， 出现“一次疫情两个世界”的火爆交锋场面 。风月同天 ， 人心各异 。 民族情绪与意识形态交织 ， 导致对话与讨论失去基础 。 不过 ， 经济学给了我们一个理性的视角 ， 探讨大疫之下国家治理的逻辑以及如何与病毒风险共存 。本文逻辑：一、还有哪些“看不见的”死亡？二、欧美国家为何“缴械投降”？三、人类该如何与新冠“共存”？01还有哪些“看不见的”死亡？3月初 ， 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不尽快复工 ， 这个死亡的人数将远远高于冠状病毒 。当所有人都恐惧于新冠病毒的死亡威胁时 ， 张文宏看到了另一种“死亡”——社会秩序中断的危险 。比如 ， 医院不堪重负 ， 医疗物资紧缺 ， 其它病症如心血管疾病、心脏病、恶性肿瘤等得不到及时、持续的救治 ， 存在死亡率增高可能 。在最艰难时期 ， 医院多数科室都停止接待非重症病人以降低感染、节省医疗资源 。 但很多病症得不到及时治疗 ， 也会因感染、恶化拖成重症 ， 或者疾病突发 ， 威胁人的生命 。武汉市每月平均有一万多婴儿出生 ， 若医疗资源不够 ， 孕妇及出生婴儿的风险则会增加 。当然 ， 也有人说 ， 疫情期间全国人宅在家里 ， 也会减少交通事故死亡 ， 甚至提高婴儿出生率 。（可略过：两个月宅在家里 ， 两夫妻都快处出感情了 ， 感情与日俱增 ， 加上避孕套紧缺 ， 受孕率上升 。 但疫情高峰期后 ， 离婚和人流手术都在排长队 。 ）所以 ， 社会秩序中断 ， 市场受阻 ， 这笔“生命账”要看整体 ， 不能光看肺炎病毒 。经济学家梁建章在2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隔离的经济账》 ， 给我们的生命算了一笔账 。有人说 ， 复工复产是要钱不要命 。 其实 ， 若没有了“钱” ， 也是要命的 。梁建章教授指出 ， 经济学家们早就根据各国数据 ， 从经济学意义上计算了生命的价值：一般来说 ， 发达国家生命的价值在10-60倍的人均GDP之间 。据此推算 ， “人均GDP每减少1% ， 人均寿命就会减少10天左右”【1】 。这意味着什么？这次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 ， 国内已超过3000人 。 但若复工复产、经济恢复困难 ， 导致GDP下降1% ， 那么人均寿命也将减少10天左右 。人均寿命减少10天 ， 这一宏观的数据 ， 不容易触动人心 ， 毕竟没有落到个人身上 。若具体到个体 ， 可能有人因体检被耽误而突发脑溢死亡；可能有人因企业开不了工而破产、失业、降薪 ， 诱发离婚、疾病、寻短风险 。 这些消失的生命及生命期限 ， 也是实实在在的 。人类该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
图：防控级别与死亡率的关系 ， 来源：智本社我们看到“看得到的死亡”的同时 ， 也要看到那些“看不到的死亡” 。所以 ， 抗疫 ， 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 。在这场疫情面前 ， 我们要经营好生命总账本 ， 但更要经营好经济总账本 。当然 ， 还有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说 ， 生命是无价的 ， 怎么能用经济来衡量呢？怎么能为了保经济而放弃生命呢？生命固然无价 ， 但只要人生活在现实的社会经济中 ， 生命便无法摆脱被“定价” 。 因为市场意味着风险 ， 风险意味着成本 ， 成本意味着投入 ， 但因资源稀缺 ， 投入总是有限的 。问题来了 ， 我们需要拿多少钱来控制一个个风险？比如 ， 交通安全投入 。 事实上 ， 政府拓宽道路、增加交警 ， 汽车厂商改进设计 ， 都可以减少交通事故 。但是 ， 政府和汽车厂商需要投入多少钱确保交通安全？事故率多少是可以接受的？这就是一个投资边际收益率的问题 。去年3月 ， 埃塞俄比亚波音737MAX客机坠毁 ， 157个生命消失 。 我写了一篇文章《航空安全三大悖论 | 人类能否摆脱空难的梦魇？》：“航空安全只是航空公司作为一种成本收益的考量项 。 ”在航空事故赔偿与航空安全保障成本之间 ， 市场会指引每一家航空公司、飞机制造商、零配件商及保险公司 ， 做出利益最大化的精准计算 。随着安全边际投入增加 ， 事故概率会下降 。 当事故概率引发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投入时 ， 企业就会停止增加安全资金 。 这种事故风险 ， 我称之为“小于号风险” 。以马航MH17事故为例 。 2014年马航MH17民航客机在乌克兰边境被导弹击落 。 这次事故是马航一次失败的赌博 。 为了节省燃油成本 ， 马航忽视国际民航组织的危险警告 ， 拒绝更改航线 ， 最终导致近三百条鲜活的生命消失 。人们批判资本家将他人的生命 ， 纳入其成本收益的计算题之中（马航确实应付出代价） 。 但其实 ， 我们每个人都将他人的生命 ， 甚至自己的生命 ， 纳入自己的损益表中 。福利经济学家擅于计算生命的价值 ， 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做过这样的计算【2】：从上海飞到新加坡 ， 假设同一时间只有两个航班可选 。 这两个航班来自AB两家不同航空公司 ， 他们的其它方面的水平是一致的 ， 只是B公司的安全记录比A公司更差 ， 事故死亡率高百万分之一 。通常 ， 人们都会选择A公司 。但是 ， 若B公司的航班票价比A公司低10元 。 你会如何选择呢？这时 ， 有人便会在百万分之一的死亡率与10元之间权衡 。 只要你权衡了 ， 不管你选择A还是B ， 都表示你对自己的生命在估价 。若你选择B说明 ， 你对自己整个生命的估值是1000万（10元除以百万分之一） 。 若你选择A说明你花费了10元 ， 降低了百万分之一的死亡概率 。人类活动 ， 终究是一场冒险的旅行 。 生活面临交通事故、病毒、污染、投资等无孔不入的风险 ， 我们很多选择都是在给自己的生命估价 。所以 ， 人类的行为是一项冒险性的平衡艺术 。 疫情作为社会风险的一部分 ， 我们要花多少投入（金钱、时间等成本）来化解这个风险 。 这时 ， 我们需要算一笔经济总账 。梁建章教授给我们算了一笔流感的经济总账【1】：根据历年数据 ， 流感传染率大概为10% ， 患者死亡率为0.2% 。 那么 ， 在整个人群中 ， 流感死亡率为万分之二 。假设患者人均寿命为60岁 ， 社会平均寿命为80岁 ， 那么每个人病死的人就缩短了20年的寿命 。 按万分之二的死亡率来算 ， 整个社会人均寿命减少了1.5天左右（20年乘以万分之二） 。假如对流感实施公共政策干预 ， 采取强力社会管控 ， 但社会管控导致GDP下降1% 。 而根据上面 ， GDP下降1% ， 人均寿命则下降10天 。如此 ， 这种管控其实是不划算的 。所以 ， 正如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在他的临终遗作《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中写的【3】：“一个好经济学家与一个坏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就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仅仅局限于看到可以看得见的后果 ， 而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那些只能推测到的后果 。 ”可见 ， 张文宏医生具备“好经济学家”的潜质 。发现“看不见的” ， 才能计算好经济总账 ， 让生命价值最大化 。02谁掌控了这本经济账本？这成了这次抗疫的核心分歧 ， 出现所谓的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 。中国模式很容易理解：政府是账本的掌控者 ， 全国一盘棋 ， 联防联控 ， 封闭小区 ， 国人宅家 ， 然后由官方调控医疗物资 ， 各省及军队驰援湖北 ， 最终闷死病毒 ， 速战速决 。中国模式的执行条件非常高：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机构 ， 纪律性和忍耐力超强的国人 。 目前 ， 极少国家具备这种条件 。这种模式 ， 看得见的效果是 ， 疫情快速地得到控制 ， 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没有进一步扩大 ， 大幅度地降低了新冠病毒对国人的生命威胁 。中国把疫情当作一场全面战争来打 ， 故称为“战役” 。不过 ， 这是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打法 。 为了闷死病毒 ， 中国上下付出的代价不小：第一 ， 医疗体系遭遇冲击 ， 全国医院超负荷运转 ， 医护人员身心俱疲 ， 医疗资源紧缺 ， 非新冠病毒病人的死亡风险增大 。第二 ， 市场中断 ， 经济停摆 ， 社会承压 ， 产业链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 经济下行压力大增 ， 导致部分企业关闭、工人失业、家庭收入、债务上升 。如今 ， 经济恢复缓慢 ， 很多之前“看不到的”逐渐显现 。 为了应对经济下行 ， 政府推出一系列措施 ， 包括定向降准降息、减税收免社保、免高速费以及33万亿大基建项目 。所以 ， 政府计算的是国家这笔经济总账 。 政府就像一个天才式的经济学家 ， 发现很多“看不到的”；也像一台量子计算机 ， 调度各类资源 ， 平衡各种利益 。比如 ， 对湖北及援鄂医护人员的经济补偿；补贴因免费通行而受损的高速公司；放松调控刺激楼市；对企业减免税收及社保 。但是 ， 尽管如此 ， 依然还有很多地方、企业及个人无法被“照顾”到 。 比如两个月管制带来的收入损失、债务负担、失业风险、预期受挫等等 。当今中国 ， 依靠庞大的市场机制来满足不同个人、家庭及企业的多元需求 。 由于信息分散（信息分散理论） ， 任何个人及政府都无法取而代之 。 政府补偿了这些个人、企业 ， 定然有另外一些人因此受损 。比如 ， 大规模的基建投资 ， 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 ， 保障了国有企业的收入及相关工人的就业 。 但是 ， 这定然导致部分私人投资被挤出 ， 其它公共用品供应受挤压 。所以 ， 中国模式可以概括为“严防死守+大基建强刺激” ， 是政府主导的、刚性的、整齐划一的 。不过 ， 欧美模式大为不同 ， 不容易让人理解 。意大利是第一个失守的欧洲国家 ， 最开始时 ， 意大利人照办足球赛事、“橘子大战” ， 甚至不主张戴口罩 。 大规模传染后 ， 才大面积封城、停赛、停课 。 即便如此 ， 他们的封城力度完全还不能与武汉相提并论 。前几天 ， 英国首相宣布前期防御失效 ， 接下来采取温和防御策略 ， 具体措施是让民众居家隔离 ， 提倡勤洗手而不是戴口罩 ， 政府主要救助重症患者 ， 同时还不停学 ， 体育赛事照开不误 。再看瑞典 ， 瑞典官员宣布 ， 不再对轻症患者和疑似患者进行检测 ， 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医护人员、已住院患者等高危人群 。 他们认为 ， 已经无法阻止疫情在瑞典传播 。国内媒体将英国及瑞典这种“佛系抗疫”解读为缴械投降 ， 试图让群体免疫来抗击病毒 。 要知道 ，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公共卫生制度的国家 。再看美国 ， 特朗普在推特上说 ， 美国1.6万人死于流感 ， 新冠肺炎才几十人 ， 不算事 。 不过 ， 当疫情在美国扩散后 ， 球星中招 ， NBA停赛 ， 特朗普立即宣布 ， 切断与欧洲的旅游 ， 联邦财政拿出700亿用于公共医疗以抗击疫情 。真正让特朗普紧张起来的或许是两件事：一是传言巴西总统中招 ， 特朗普六天前与其就餐；二是美股一周连续两次熔断 ， 资本市场极度恐慌 。以上这些表现 ， 足以说明欧美“小政府”在疫情面前能做的事情极为有限 。中国模式是大政府来掌控经济账本；欧美则是个体自己掌控自己的经济账本 。 这里的个体包括 ， 个人、家庭、企业、社区、政府、美联储、国会等 。中国模式是刚性的、集中式的、整齐划一的 ， 欧美模式是柔性的、分布式的、多元化的 。 在欧美模式中 ， 个人、家庭、企业、社区及政府 ， 都会根据疫情发展计算生命价值 ， 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 ， 形成梯度式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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