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里的“反弹琵琶”舞姿到底源于何处？( 二 )
贞顺皇后石椁线刻画手抱弹拨乐器的乐人
贞顺皇后石椁线刻画拍腰鼓的乐人
贞顺皇后石椁线刻画吹横笛的乐人二 拉萨大昭寺吐蕃银壶上的“反弹琵琶”初建于公元7世纪的西藏拉萨大昭寺 ， 收藏着著名的“吐蕃反弹琵琶银壶” ， 又称“兽首胡人纹鎏金银壶” ， 但其来源和时间至今未有统一的意见 。
吐蕃兽首胡人纹鎏金银壶7世纪从90厘米高的银壶造型上分析 ， 壶首头部造型虽有羊头、鹿头、马头不同说法 ， 一些外国学者对银壶产地、时间也有着不同判定和推测 ， 但都承认有鲜明的萨珊波斯王朝和粟特金银器的特点 。 宿白先生认为这件细颈壶“为7—10世纪波斯和粟特地区流行的器物 ，颈上饰羊首的带柄细颈壶曾见于新疆吐鲁番回鹘时期的壁画中 。 西亚传统纹饰中的四瓣球纹 ， 尤为萨珊金银器所喜用 。 人 物形象、服饰更具有中亚、西亚一带特色 ， 固可估计此银壶约是7—9世纪阿姆河流域南迄呼罗珊以西地区所制作 。 其传入拉萨 ， 或经今新疆、青海区域；或由克什米尔、阿里一线” 。这个分析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 尽管也有一些藏学家为了突出吐蕃文化的重要性 ， 强调这件银壶是吐蕃时期藏族本土制品 ， 但造型和纹饰更多的文化因素来源于与吐蕃相邻的中亚 ， 至少应该是吐蕃时代与西域文化交流的产物 。 吐蕃贵族崇尚使用唐朝中原宝物和西域中亚精美的奢侈品 。 他们一般通过馈赠礼品甚至抢掠的手段来获得殊方异域的艺术物品 。仔细观察 ， 银壶腹部图像錾刻两个 “反弹琵琶” 的男性舞者 ， 外貌形象并不完全具有深目高鼻的特征 ， 一个满脸须髯 ， 一个八字撇胡 ， 尽管具备发髻卷曲、身强体壮的特点 ， 但是与隋唐时期出土的胡俑相貌特征有着一定区别 ， 因为金属器皿上浮雕工艺是工匠锤揲隆起而成的 ，与以往所见的胡人形象相比 ， 会有所变形 ， 更类似印度西北部人的特征 。 这两名男性舞者将琵琶置于后背脖颈上 ， 背手反弹 ， 单腿独立呈“胡旋舞”姿势 ， 特别符合“石国胡儿人见少 ， 蹲舞尊前急如鸟”描写的形象 ， 北朝隋唐线刻画等艺术图像资料中屡屡出现这种舞姿 ，胡人都身穿大翻领紧身长袍 ， 足蹬软靴 ， 卷发外露 ， 特别是头上戴冠系有日月宝珠装饰 ， 西域风情非常明显 。
吐蕃银壶反弹琵琶人像之一
吐蕃银壶反弹琵琶人像之二疑窦丛生的是 ， 与这两个“反弹琵琶”舞者组合的人像中 ， 身穿蕃客锦袍、腰系鞶囊的壮汉 ， 正在弯腰扶持一个酩酊大醉的类似胡人形象者 ， 另一个人屈蹲垫在醉汉脚下 ， 还抱着其右足 ， 似乎是狂欢后醉醺醺的一群人组合形象 ，曾有人怀疑是否失传的“醉拂菻”形象 ， 但后来证实不是“醉拂菻”流传图像 。 吐蕃银壶整个艺术画面显示的还是中亚胡人载歌载舞欢庆节日的场景 。
醉胡人组合像大昭寺吐蕃银壶上两个反弹琵琶舞者的姿势 ， 与长安唐贞顺皇后石椁线刻画反弹琵琶舞者如出一辙 ，而且都是两名男性舞者 ， 不是女性形象 ， 可是反弹琵琶舞姿与敦煌反弹琵琶女性又一模一样 。三幅反弹琵琶舞姿形象都相同 ， 虽出现地点相距遥远 ， 千里迢迢之外仍证明文化样式的相通 ， 这种艺术灵感迎合与荟萃的影响 ， 不禁令人惊叹不已 。三 敦煌莫高窟中唐壁画的“反弹琵琶”关于反弹琵琶的最早出现 ， 曾有人推测是敦煌莫高窟第299窟中北周时期飞天 “反弹琵琶” ，但是这幅壁画很难判断是当时画家有意为之 ， 侧面图像似是而非 ， 恐是后人一种美好理想的猜测 。现在研究者认为“反弹琵琶”绘画 ， 最早始见于莫高窟盛唐时期的第172窟观无量寿经变乐舞中 ， 两边是伴奏的乐队 ， 中间是腰鼓与反弹琵琶的对舞形式 ， 一脚垫尖 ， 一腿屈膝 ， 从飘带翻飞与旋转的程度可知 ， 为盛唐流行的胡旋舞 。 反弹琵琶舞姿是盛唐时期创作的一种舞蹈形式 ， 其表演极为精彩 。如果这个判断无误的话 ， “盛唐” 究竟是指开元二十九年之间还是天宝十五载之间 ， 并没有明确四十余年(713—755)的时间概念 ， 因为这直接涉及我们与开元二十五年唐贞顺皇后石椁上胡人反弹琵琶线刻画的比较 ， 谁先谁后与传播吸纳有直接关系 。
莫高窟第172窟 观无量寿经变反弹琵琶图 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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