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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中漫谈（二）

疫中漫谈（二）。疫中漫谈（二）文／俗士
前些天写了一篇《疫中漫谈》 ， 谈到了在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 ， 也谈到了个人要自由也应有责任感——我认为没有责任的自由就与自私一样 ， 还谈到了权力易腐 ， ……网友khwxfawyk回复说：“权力与责任必须是对等的 ， 否则 ， 它就会被滥用 。照你所说 ， 就是：规定和检查出门戴口罩的人 ， 须及时满足公众对口罩的需求；规定和检查出入小区要登记的人 ， 自己的出入等活动必须登记；规定和检查量体温的人 ， 自己要按时量体温 ， 并记录在案 。 所有这一切 ， 都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诚实回复公众的质疑——这更是维护公共秩序的责任 。 因为 ， 规定者和执法者们并不存在于“每一个人”之外 。 如果自己做不到 ， 就没权要求他人做到 。权力 ， 是用来服务公众的 ， 不是用来满足个人私欲与任性的 。 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触及到监督权力的悖论 ， 即：为了防止权力腐败 ， 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 ， 但同时还要对权力执行者有必要的信任 ， 相信他们的职业精神 ， 能按照规范行政 ， 否则就会陷入“监督权力→监督监督权力→监督监督监督监督权力……”无休止的权力扩张之中而丢掉了本应正常进行的行政工作 ， 不仅毫无效率可言而且机构也会越来越臃肿 。 也就是说 ， 监督权力同时还要求助于执政者的道德操守 。 法律之所以能维护社会秩序有两方面的原因 ， 一是有强有力的执法力 ， 如警察、监狱、法院等 ， 二是民众有对法律的敬畏和尊重 。 试想 ， 如果没有全民对法律的尊重和敬畏 ， 就会出现大家都违法犯罪的状况 ， 那么司法机构再庞大也免不了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捉襟见肘的局面 ， 所以我认为 ， 依法治国其实是一个道德问题 ， 即国民对法律是否尊重的问题 ， 当然必要的法制建设必不可少 。 换句话说就是法制（制度）和道德缺一不可 。 在2010年到2011年期间比利时王国有541天没有政府 ， 国家却并未出现混乱的局面 。 对于这个现象 ， 有分析认为：“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一是比利时的四层政府组织结构 。 虽然联邦层面没有政府 ， 但各大区、省和市镇基层还有政府 。 平时看 ， 这种复杂的权力架构效率不高 ， 但到了这种特殊时期反倒成了优点 。 比利时地方政府 ， 特别是各大区政府在地方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方面有决定权 ， 因而保证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 。 “二是稳定的公务员体系 。 虽然政治层面联邦政府各部‘群龙无首’ ， 但不管政府如何轮替 ， 其核心的公务员队伍并不轮替 ， 具体干活的就是这些公务员 。“三是文化因素 。 和西欧大部分国家一样 ， 比利时人对社会秩序的尊重和对职责的承担令人难忘 ， 这成为没有政府时比利时稳定的基础和保障 ， 也使比利时社会各个部门在特殊时期能比较顺畅地运转 。 正因如此 ， 去年下半年比利时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 ， ‘看守内阁’带领联邦政府完成这一职责 ， 没有出现任何大的纰漏 。 ”①其中第一点属于制度层面 ， 而第二、三点则是人 ， 即公务员及他们的职业精神 ， 属于道德层面 。 类似的情况出现在2016年的西班牙王国 ， 在这一年西班牙有10个月 ， 即300天没有政府 。 然而没有政府的西班牙“居然看起来一切如常 ， 没有美国式两党争论不休一切停摆 ， 没有堆积如山的垃圾 ， 警员薪水照支 ， 重要部门没有大门深锁 ， 公共运输正常 ， 社会福利未变 。 ”不仅如此 ， 甚至还创造了奇迹：“最近 ， 到2016年10月16日为止已300天没有政府的西班牙成为了欧洲的新星 ， 经济增长速度达到3% ， 是欧盟各国平均值的2倍！”②我想 ， 没有一支稳定、负责的高素质公务员队伍和全体国民对规则的尊重 ， 像比利时和西班牙那种长时间没有政府却仍然能按部就班平稳运行的情况是不可想象的 。 相反的例子也有：2014年 ， 我在《制度在于遵守和执行》③一文中例举了：“14年做白工！中国垃圾分类挫败” ， “中国立法管不住‘吃货’的嘴” ， “7·19”昆沪高速车祸 ， “母子领证‘结婚’” ， “麦当劳等洋快餐的供应商使用过期肉”等几件事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 ， 即再好的制度 ， 如在世界拥有几万家门店的麦当劳——想必他们的制度一定是非常详细、严密而有效的——但遇到不尊重它们的人的时候 ， 那些制度、规章、程序就是一堆废纸 。 这也是我认为依法治国其实一个道德问题的原因 。 据我观察 ， 这些年在中国互联网上关于制度和道德的争论中出现了“制度论”和“文化论”两派 ， 其中“制度论”派重制度而轻道德 ， 甚至无视道德 ， 但他们占优势 ， 常常把讨论中谈论道德的人称为“五毛” 。 我因为在讨论中从不把制度和道德分离开 ， 虽然也看重制度建设 ， 但还是被一些人视为“五毛”……然而 ， 与中国这种把制度和道德两个方面截然对立的现象不同——以我有限的阅读范围看——西方学者非常重视文化因素（包括价值观、道德、历史、习俗等）对制度和社会的影响 。 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作家瓦兹拉夫·哈维尔在《政治、道德和教养》中有一段对我影响至深的话：“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 ， ……没有共同拥有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 ， 也就没有法律、民主政府 ， 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 。 ……国家必须保持真正的人性 ， 换句话说 ， 国家必须是有精神、有灵魂和有道德的 。 ”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很多人头脑里只要把制度建设搞好就万事大吉了 ， 好像制度可以自动运行 ， 或者制度的执行者都是机器 ， 没有灵魂 ， 既不会受社会文化影响也没有七情六欲 。 在这些人看来只要制度制定得好 ， 既是执行者是坏蛋也没关系 ， 所以只要有好制度无须谈道德 。 在我看来 ， 中国互联网上这种论调并不新鲜 ， 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只不过是中国悠久的历史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 ， 即政治去道德化的结果——从几千年的历史看 ， 不夸张地说中国没有政治只有权谋和驭民术 ， 只有权力斗争、白骨成山、成王败寇和朝代更迭 。 我想 ， 正是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宣扬德治轻视制度建设的原因让今天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片面强调制度而无视道德 。 改革开放后相对宽松的环境让人们更厌恶过去的桎梏……“于是 ， 我们便目睹了一个怪现象：确实 ， 社会解放了自己 ， 但某些方面比原来在枷锁之下表现得更糟 。 犯罪在骤增；当历史翻转时 ， 人们所熟悉的那些污水 ， 总是从集体心理的隐蔽领域中滋生 ， 眼下已经侵蚀到大众传媒 ， 尤其是在低级趣味的报纸中 。 ”（哈维尔《政治、道德和教养》）除了政论话题的去道德化 ，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经济领域 ， 包括经济学和经济活动的去道德化 ， 比如：炒房及鼓噪炒房合理的经济学家；血汗工厂和为血汗工厂辩护的经济学家；在灾害时发国难财的奸商和鼓吹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的经济学家 。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薛兆丰为了让他的“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的观点更容易让人接受 ， 引用了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话 ， 他说：“这三位经济学家 ， 一位是 1992 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 ） ， 他说发国难财是增加供给的最好办法 ， 当然应该鼓励 。 “第二位经济学家 ， 是 2002 年拿诺奖的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 ） ， 他说发国难财是好事 。 “第三位经济学家 ， 是大家熟悉的、1976 年诺奖得主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 ， 他说：“这些发国难财的人 ， 是在救别人的命 ， 他们应该得到一个奖章 ， 而不是得到惩罚 。 ”④我想说的是：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话确实更有说服力 ， 但同时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 ， 即经济学家总是说一些有违道德的话与经济学本身去道德化的邪恶性有内在的一致性 。 我一直认为经济学自奠基时就埋下了邪恶的种子——亚当·斯密的理性经济人就是一个去道德化的假设 ， 其好处是可以让经济学在分析经济行为和规律时不受不必要的因素——变量——的影响而失真 ， 但也让经济学理论变成一种不讲道德的学说而贻害无穷 。 我认为 ， 过去政治伦理多少有点理想主义色彩 ， 随着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奇迹 ， 人们头脑中最后一点理想主义破灭 ， 以拜金为核心的虚无主义——什么都是假的 ， 只有钱是真的 。 ——成了主流思想统治了中国人 ， 也为不讲道德的经济学歪理邪说提供了市场 。 可以说全社会的去道德化是中国近年来遭遇的最大的道德危机 ， 也是孙立平教授所说的“中国出现了全面的社会溃败”的根源 。 2020年3月13日注：①【比利时541天无政府却未陷入“无政府状态”】http://lun-wen.com/gungun/news_132df66lunwen535.html②【西班牙300天无政府 ， 人民生活反而更好了！_360doc个人图书馆】https://dwz.cn/FHvnqCAy?u=7bbff7fb49641ab4③《制度在于遵守和执行》http://m.kdnet.net/topic-10228322.html④薛兆丰：我们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 胡锡进：卖高价口罩就是发国难财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OTot103?title_s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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