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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绅的荷包》：雍乾时的贪腐大案及“抄家”故事

有清一代 ， 最为人所知的关于抄家的故事 ， 一个是真实发生的相传抄没“白银两亿两 ， 共计八亿家产”的和珅案；一个就是《红楼梦》故事文本中 ， 作为贾府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节点的“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 历史上各种抄家案和近现代以来的贪腐大案是大家最喜闻乐见的题材 ， 深埋于地下十几米的、数以万计的窖藏白银 ， 填满了书架、冰柜的不可计数的纸币 ， 不断延伸着一个普通百姓对金钱想象的极限 。暂且从白花花的银子上收回目光 ， 以抄家频率发生最高的清朝来看 ， 人们会发现某些历史时期“抄家”特别高发 ， 比如雍正初年和乾隆年间 ， 而抄家的原因五花八门 ， 贪腐、排除异己的考虑、涉嫌忤逆、文字狱……不同于现代的贪腐案 ， 抄家在清代是绝对的政治决定结果 ， 且即便是后来被盖棺定论为“贪纵营私”之人如和珅、李侍尧其实相当部分的钱财是“备贡之物” ， 如和珅被抄没后 ， 归入内府的字画中 ， 几乎未见钤有他的鉴藏印；云贵总督李侍尧家产累计282172.75两 ， 其中财物占据了82% ， 田产和房屋仅分别占2%和6% 。 绝大多数的财物其实都是李侍尧为乾隆采买的、备贡之物 。 由此 ， 清代的所谓“贪腐案”和彼时的政治制度高度勾连 ， 很难厘清 。 从另一个角度看 ， 官绅阶层代表着社会上最富有的人群 ， 被抄家时 ， 他们折叠起的生活平摊在大众面前 ， 人们得以看到他们的资产结构及分配勾勒当时经济市场的发展状况 。在最近出版的《官绅的荷包——清代精英家庭资产结构研究》一书中 ， 作者团队利用清宫廷档案 ， 主要包括《清实录》《清代历朝起居注合集》《清代文字狱档》《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 ， 以及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各种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 ， 内务府奏销档 ， 内务府奏案 ， 内阁题本等 。 详尽地呈现了雍正、乾隆年间几起最具代表性的抄家案 。《官绅的荷包》：雍乾时的贪腐大案及“抄家”故事
亏空、同室操戈、掘金挖宝：因何事“东窗事发”？清朝有多少官绅被抄家？台湾学者魏美月曾估计仅乾隆一朝被抄家的不下二百人 ， 《官绅的荷包》写作团队也从官方各种文献记录中找到2500多个抄家案例 ， 除官员外 ， 还包括家仆、平民、王公、商人、庄头、太监等其他身份的人 。 只是材料有限 ， 目前只能够“复原”出其中很少一部分 。 在“中国吏治数据库”中检索 ， 仅《清实录》记载的清代官员惩治次数就达2.7万多次 ， 占清代40多万官员总数中极高的比例 。每次抄家都伴随着一个“东窗事发”的故事 ， 其中有不少是由小宗的事件牵扯出的大案 ， 比如乾隆三十七年时 ， 云南职务交替之际 ， 委管铜厂事务、宜良县知县朱一深被报亏空共计银48000余两 。 随后朱一深主动反戈 ， 自称五年间 ， 被上司和同僚各种需索勒借 ， 且自己也“妄希照应 ， 急欲升迁 ， 脱离厂务”因而多次向钱度、叶士元等官员馈送礼物或被强卖东西 ， 勒借银两 ， 才有巨大的亏空 。 最终现任云南布政使钱度被抄家 ， 抄没各项总计约128131.59两 。 而被乾隆认为“督抚中最为出色”的李侍尧被查办则是因为刚被任命为署顺天府尹、前任云南粮储道海宁在赴任前按惯例去见皇上时 ， 私下议论李侍尧在云南各种贪纵营私款迹 ， 但恰被乾隆皇帝听闻 ， 后经传旨严询 ， 指出李侍尧婪赃各款 。有的案子还要靠皇上自己“抖机灵” ， 比如“闽浙总督陈辉祖侵盗王亶望入官财物案”就是在查抄清朝最大的贪污案——“甘肃捐监冒赈案”中王亶望的家产时 ， 乾隆帝耳闻“王亶望平日收藏古玩字画等物最为留心” ， 其中米芾的字帖石刻是乾隆最期待的 ， 但是抄没回来的东西中并没发现这批石刻 ， 而其他的书画、瓷器等也都很寻常 ， 后来才知道正是负责该案的陈辉祖在查办时偷偷抽换 ， 比如用劣质的瓷器抽换好的玉瓶 。《官绅的荷包》：雍乾时的贪腐大案及“抄家”故事
元代画家王蒙的名画《具区林屋图》 ， 陈辉祖抽换物品中有同名山水画一轴 ， 疑正为此物 。如果说以上的是“个案”的话 ， 很多抄家则是统治集团有意为之 。 凡政治斗争较为激烈（如皇权更迭）时期 ， 抄家数量皆不低 。 例如1722年后的数年 ， 抄家数量平地而起 ， 出现了清代统治安定下来后抄家数量的第一个峰值 ， 从各种抄家档案、奏折中已知的 ， 从雍正帝继位的1722年算起 ， 雍正一朝总共有160起抄家事件 ， 前五年即有115起 。 这当然都要“归功于”以多疑残酷著称的雍正大帝 。与雍正冲突最巨的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自不必说 ， 和他们关系较好的曾侍奉康熙帝的太监赵昌、“翊坤宫太监张起用等十二人” ， 以及有拥立之功而后渐渐“不服管”的隆科多、年羹尧及其党羽等 。 如果说雍正是为坐稳江山计 ， 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分 ， 那乾隆的文字狱则显得有些残忍 ， 《清代文字狱档》记载乾隆朝文字狱64起 ， 其中及涉及诸多底层生员 。乾隆初年被后来小说家们进行各种脑补创作的京城刨银案 ， 即是在乾隆二年四月至乾隆五年三月间 ， 在被抄家的纳兰明珠家奴安图的旧宅 ， 有两伙人前后共六次私掘金银 ， 陈顺等“俱是过穷日子的人”的十余个民人 ， 刨出金2220两、银8460余两 ， 齐殿玺等八人刨出银102315两 。 这个前后“出土”有近三百多万两的安图旧宅 ， 简直成了很多人眼中的金矿 。如何抄家：乾隆朝已成一套严格的制度安排《红楼梦》中“锦衣军查抄宁国府”一节中写道：“不多一会 ， 只见进来无数番役 ， 各门把守 ， 本宅上下人等一步不能乱走”“传齐司员 ， 带同番役 ， 分头按房 ， 查抄登帐 。 ”从团团围住荣、宁二府 ， 到查抄登账都非常清晰 。“抄家”这一行为到乾隆朝已非常娴熟 ， 甚至被制度化、规范化 。 到18世纪晚期 ， 抄家在行政层面上的运作已相当成熟：凡某官员涉罪 ， 地方官员往往不待皇帝明下谕旨 ， 即刻自觉先往嫌犯地址将家产查封 ， 以防后者隐匿转移资产；在具体的查抄执行中也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制度安排 ， 如分派来自不同官职机构的人员共同执行 ， 将所抄物品造册若干份、分贮不同官府备案等等 。 曹雪芹所处的时代 ， 就是抄家一事相当成熟的时期 。一些审案的奏折拼凑出当时秩序严明的查案细节 ， 如在办理王亶望的案件时 ， 当日负责造具底册之浙江粮道王站住称：“先系陈总督亲往将门屋逐层封锁后 ， 派两司与我率同衢州府知府王士澣、金华府知府张思振、署严州府知府高模详细清查 ， 因两司事烦不能常川往来 ， 每日俱系我与该守等亲往查点 ， 其时搬移物件系佐杂等官经手 ， 归箱封锁系府厅等官 ， 开写底册系藩司粮道书办 ， 所有抄出金银珠玉细软等物 ， 皆逐件登记归箱编号 ， 上贴藩司封条 ， 锁钥系交府厅等收管 ， 大门锁钥交仁钱两县杨先仪、张翥收管的 。 ……所有底册上开的都是大家亲眼点过 ， 再行登账 。 自闰五月二十边查起至六月初九日查完 ， 藩司书办会同粮道书办分写底册三分 ， 一呈总督 ， 一存藩司衙门 ， 一存粮道衙门 ， 均核对无讹 。 ”即搬移物件、归箱封锁、开写底册等有来自不同衙门的吏役各自分管 ， 并且封箱锁钥和大门锁钥也分开保管 ， 最后底册分送不同衙署留底 。 这样的安排可说是在制度上规避了查抄执行者的偷窃行为 ，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极大增加了作弊成本 。但是仍旧有人钻空子 ， 比如觊觎王亶望家奇珍异宝的闽浙总督陈辉祖 ， 他利用职务要求“取过备用的挂屏、玉器等件阅看” ， 于是王站住“盖贴藩司封条送至总督衙门 ， 总督看后即贴总督封条发交佐杂等官带回 ， 仍点交高模查收” ， 就是利用调看的机会 ， 陈辉祖偷偷抽换了其中他看上的书画瓷器 ， 其中就包括乾隆帝心仪的米芾字帖石刻 。牵扯入抄家案中的人 ， 大多数都迎来相同的命运：籍没家产、发遣边地、斩监候、斩立决等等 ， 而抄家也是一个家族走向落魄的转折点 。 以陈辉祖案为例 ， 陈辉祖原籍湖南祁阳 ， 陈氏家族是“仕宦旧家” ， 属于当地望族 。 但经此一劫深受重创 ， 陈家故宅在入官多年之后废为寺 。 19世纪士人杨恩寿在此经过时尚不禁作诗感慨道 ， “不信繁华转眼空 ， 请到兰华寺前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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