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各级政]肺炎疫情过后农贸市场是否还有存在必要?( 三 ) 疫情|肺炎|华南|海鲜|朱灿|农贸市场

　　现有的大多数农贸市场，雏形可以回溯至1988年开始的国家“菜篮子工程” ，这项民生工程的初衷是缓解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农副产品供应偏紧和物价上涨过快的矛盾。 “这一时期，产、销地批发市场开始大规模外迁整合，实现集团化运作，农户——产、销地批发市场——农贸市场——消费者的农副产业流通模式，影响至今。 ”朱灿说。

　　但随后，农贸市场成为城市化进程中“脏乱差”的代表，而在决策者眼中，小型化、连锁化、超市化被认为是更“高级”的城市副食供应业态，是一种企业行为。因而， 21世纪初，加快建设超市、便利店、社区菜站的意见和清退农贸市场的决定，同时出现在决策者的案头。

　　2000年左右，以福州模式为典型代表“农改超”在福州获得一些成功后，开始在全国范围落地。地方各级政府积极主导推动“农改超” ，一方面是为了改善市容市貌，更重要的是政府希望以连锁企业的自我约束力，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早期做‘农改超’的时候，大概有三种模式——一种模式是就地改造升级，把原农贸市场拆了重建超市；一种是在农贸市场周边建超市，通过市场竞争，让农贸市场自然退出；还有一种是直接新建超市，这三种比例基本上各占三分之一。 ”张经仪说道。

　　“农改超”进入全国实际运作后，种种困难接踵而至。 “上海有800多家农贸市场，我们和上海国盛集团合作近5年时间，也只改造了30多家。重庆改造的第一家农贸市场，当时有400多个小业主，前后大概做了两年的时间。 ”张经仪解释道，老的农贸市场物业条件差、规模小，改造的投资成本非常高。同等面积相比， “农改超”比新建生鲜超市成本要高出20％至30％。

　　轰轰烈烈的“农改超”经历两年多运作进入调整期，同时国内学术圈在2003年对全国各地运动式开展“农改超” ，表达了种种担忧，如：超市如何像农贸市场满足多样化的农产品需求；经营生鲜产品风险大，超市一旦遇到风险会不会放弃不经营鲜活产品而改做其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