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一日》，疫情下的国人“影像日记”

如在看素材、写脚本的过程中，秦晓宇不断地感受到疫情之下人们生发出的恐惧和爱意。他坚信，这种爱意，恰恰是我们克服恐惧，克服冷漠、自私和敌意的力量。

《余生一日》投稿作品截图。受访者供图文 | 新京报采访人员张惠兰编辑｜王婧祎校对 | 翟永军 ►本文约4491字，阅读全文约需9分钟 2020年2月9日。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一天的记忆并不美好。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扩散，很多人在那天看到了国家卫健委的通报——截至2月8日24时，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7198例。这是疫情当下的普通一天。很多人居家隔离，戴口罩出门，在手机上刷着最新的消息……然而，这一天，将被烙印在几千个拿起手机、相机的记录者的余生记忆里。 2月5日，纪录片导演、大象纪录创始人秦晓宇在网上发出倡议，邀请所有被疫情影响的人，拍摄下自己在2月9日任一时刻的生活片段。收到素材后，他将和团队一起，制作出一部纪录片，也是一份中国人在疫情中的“影像日记” ，取名为《余生一日》。截至目前，秦晓宇团队已经收到3000多份投稿，拍摄者遍布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基本都是华人。秦晓宇说，目前团队还在整理分类素材，和另外两位剪辑师筛选素材的同时，他也在撰写脚本，希望能让片子赶在3月底前面世。 46岁的秦晓宇是内蒙古人，诗人， 2015年以来，他开始执导或监制纪录片，题材多聚焦于底层和边缘人物，如热爱诗歌的打工者、临终关怀医院的老人等。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制作《余生一日》，是基于秦晓宇一直以来的信念：人人皆有诗心，人人皆有创造力。在看素材、写脚本的过程中，秦晓宇不断地印证这一信念，也不断地感受到疫情之下人们生发出的恐惧和爱意。他坚信，这种爱意，恰恰是我们克服恐惧，克服冷漠、自私和敌意的力量。以下是新京报采访人员与秦晓宇的对话： “余生一日”

剥洋葱：为什么要制作这样一部纪录片？秦晓宇：这是作为纪录片人的第一反应，因为这次疫情本身有特别大的记录意义，从微观到宏观层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宏观是社会，微观是个人生活，记录能给未来留一些资料。具体到这种全民记录的方法，第一是基于疫情防控的要求，我们没办法亲自到各地进行拍摄；第二，疫情的影响波及方方面面，包括各个行业、各个地区、每个人，但显然任何技术团队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力、物力去做如此全面的记录；第三，单一的纪录片拍摄者会有主观局限，如果让更多的人来参与，每个人用自己的立场和看问题的角度，记录着对自己而言的真实，这些东西汇总在一起，可以呈现更完整的真实。

《余生一日》发起人、纪录片导演秦晓宇。受访者供图剥洋葱：片名为什么要叫“余生一日”？秦晓宇：我们可以在三重意义上来理解它。第一，可以理解为“劫难中的一日” ，这次疫情对所有的人、对整个社会都是一场劫难，劫难中会发生很多事情，会有很多强烈的情感，也有方方面面呈现出来的特殊状态，纪录片应当为未来著史。第二，也可以理解为“我”生命中普通的一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管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还是要过柴米油盐的普通日子，哪怕在劫难中，我们也会想尽办法让这个日子尽可能好一点，有一些乐趣和幸福感。再有，它也是重生的一日。这次疫情会让很多平常不善于或者不喜欢思考的人，因为有了时间和这样的事件背景，而去思考一些关于家庭、真相、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关系等问题。这种思考不仅仅是对自己生活的审视，同时也包含一种社会反思，从而一点点地推动社会进步。这可能是这次不幸中的一点点有价值的东西。剥洋葱：拍摄方式和片名，会让人联想到2011年上映的美国纪录片《浮生一日》，你们是否受到了这部片子的启发？（注：《浮生一日》由英国导演凯文·麦克唐纳执导， 190个国家和地区的网民拍摄下自己在2010年7月24日里的生活琐事，总计近4500小时的素材被剪成95分钟纪录片。）秦晓宇：我们当然也受到《浮生一日》的启发。但《浮生一日》的拍摄应该是在2010年左右，当时自媒体没有今天这么发达，大家拍摄视频的意识、水平、设备也没有今天这么好。我们在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浮生一日》给出的是一种日常生活景观，而我们拍摄的所有人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是发生在疫情这个大背景之下，是一种非常状态下的日常生活，因为通常我们不会这样过日子：走在路上都戴着口罩，或者根本就没法出门。就创作来说，这种“非常态”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偏离和陌生化的效果，同时会也激发你的情感。你的各种情绪都会在这种“非常态”的状态下被激发出来。很多来自武汉的素材，其实不用怎么拍，拍摄者只要把自己的恐惧、担忧、爱意……这种最本真的状态拿出来，就特别打动人。剥洋葱：除了普通民众之外，有专业人士参与吗？秦晓宇：我们联系了全国各地的三四十个航拍“飞手” ，希望他们那天白天能飞得低一点，让我们看到街道上人们的神情。还有一些玩GoPro（注：一种运动摄像机）的，把摄像头绑在自己的身上进行拍摄，另外也联系了一些车载拍摄的。还有一些参与者是我认识的电影相关从业者，比如《乡村里的中国》的导演焦波老师， 2月5日左右我给他打电话，他当时生了病，也不敢去医院，就在家里大把吃药，于是拍了自己在家养病的状态。还有一位是电影《矮婆》的导演蒋能杰，他那天拍摄了他奶奶一天的生活。我后来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这些专业摄影师或者专业纪录片人，他们更多记录的是他人或者自己周围世界，而非专业的人大多是对准自身。当你需要一些情节点，一些特别触动人心的话语时，往往这些非专业人士能带给你更多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