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结束后会爆发消费狂潮吗

疫情结束后会爆发消费狂潮吗

作者 / 摩登中产 那一天在漫长等待后终于到来 。 解禁前夜 , 北方交大嘉园公寓的学生 , 从一楼宿舍扯出插线板 , 接上台灯 , 在楼前开了场台灯晚会 。 有星斗 , 有蝉鸣 , 晚会上有同学表演吹笛子 , 吹不出音 , 但所有人拼命鼓掌 。 第二天下午 4 点 40 分 , 夏阳明亮 , 公寓区警戒线被撤去 , 300 余学生欢呼下楼 , 高唱团结就是力量 。 同一时刻 , 北京皂君庙东里 29 号楼内 , 解禁的居民同样在欢呼下楼 , 但很快被亲友们挤了回去 。 有老太太在人群中笑弯了腰 , 笑着笑着就哭出了声 。 那一天是 2003 年 5 月 8 日 , 立夏后第三天 , 北京解除隔离 9221 人 , 解冻信号自此陆续传来 。 哈尔滨解禁居民冲到楼下畅快跳了场广场舞;上海解禁小朋友收到幼儿园伙伴折的 400 只千纸鹤;江西吉安村民在祠堂前放了许多挂鞭炮 , 青烟腾起 , 仿佛能驱散沉积数月的阴晦 。 在深圳 , 解禁的居民感觉一步踏入了夏天 , 有人在日记中写道: 外面天空湛蓝 , 桃红柳绿 , 岁月静好 , 空气清新 。 我舒展一下身子 , 大口大口呼吸外面空气 , 尽情享受这久违自由和灿烂阳光 。 6 月 20 日 , 北京小汤山定点医院 , 最后一批患者出院 。 人们争着和换上军装的医生们拥抱合影 。 院长张雁灵最后被抛向半空 , 所有人高喊“胜利啦!” 。 人们笑中带泪打量着世间 , 释然中带着怆然 。 6 月 24 日 , 世卫组织对北京“双解除”:解除北京旅行警告 , 并从疫区名单删除 。 当日 , 王府井百货大楼员工悄悄贴出张手写标语:北京真牛! 3 天后 , 一个大雨夜 , 北京迎来“双解除”后第一个周末 。 压抑已久的消费热情如洪水般爆发 。 王府井礼花绽放 , 西单无处停车 , 中友百货内人潮如海 , 闭店时间一拖再拖 , “买东西劲头跟不要钱似的” 。 商场内 , 试衣、交款、盥洗、乘梯都排着长队 , 每一个化妆品柜台前都挤满女孩 。 女鞋部人多到无处可坐 , 陌生女孩互相扶着试鞋 , 有女生说: “混在人堆儿里才最能感受到生活的快乐” 。 在簋街 , 大雨没浇熄热浪 , 食客们打伞等位 , 到晚上十点时 , 簋街已消耗了 5 吨麻小 。 事后统计 , 那夜北京有 150 万人外出消费 , 消费总额超两亿 。 一切开始缓缓苏醒 。 6 月 30 日 , “双解除”后第六天 , 环京长途公交恢复运营 , 铁路客流回升 , 北京中小学全面复课并举办升旗 。 国博开了场展览 , 名为《大唐丰韵》 。 当天 , 一个韩国 60 人旅游团飞抵首都机场 , 其中有韩国 45 家知名旅行社代表 , 他们来考察非典后的中国市场 。 旅游团下飞机时 , 展示了一个书法横幅 , 用汉字写着“祝中国非典退治” , 上有全员签名 。 当夜 , 中青旅在王府井全聚德设宴接风 。 此后四天 , 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旅行团相继抵京 , 游客在人民大会堂享受了国宴待遇 。 北京旅游局局长称 , 他原本预计旅游复苏最快也得 9 月 , 受访时他语带哭音:冬天过去了 , 春天将很快到来 。 7 月 1 日 , 一个叫“春之旅”的 23 人旅行团 , 从首都机场出发 。 工作人员边测体温边小声说 , “太好了 , 北京又有旅游团了 。 ” 其实春天早就过去了 , 但所有人都心有不甘 。 三里屯啤酒创下销量之最 , 后海夜夜桨声烛光 。 颐和园破例连开了三个月的夜场 。 昆明湖中 , 长桥明月 , 湖边尽是流连不散的人们 。 经历过压抑的长夜后 , 人们格外爱人间 。 那年秋天 , 因非典推迟的第四届迷笛音乐节重开 , 那是最后一次免票的音乐节 。 43 支乐队全部义务演出 , 每天观众超万人 , 十年后 , 有吉他手回忆:那年就像是一群人做了一个混乱的梦 。 见过生死的人 , 失去过自由的人 , 感动过、愤怒过、痛哭过的人 , 在台下如海浪般起伏 。 常有人自顾自冲上台跳舞 , 跳到忘我 , 然后纵声跳入海浪之中 。 反光镜乐队的主唱 , 在音乐间隙 , 仰望了下天空 , “太阳刚下山 , 天空真的好美” 。 很多人的命运在那一年被改写了 。 2003 年是高考从 7 月调至 6 月的第一年 , 因疫情影响 , 复习时间更为紧张 。 考前有消息称 , 感冒发烧不让进考场 , 有考生因此一个月不敢洗澡洗头 。 当年高考如期举行 , 许多考生出考场后放声大哭 , 称考题过难 。 直到多年后 , 人们才知道考前发生了试卷失窃 , 流传甚广的说法称 , 那年高考使用了备用卷 。 命运滑向另外轨道的还有那年的毕业生 。 北京招聘会直至 7 月 1 日才恢复 , 参会大企业寥寥 , 许多毕业生因此离开北京 , 返回家乡 。 随同国运起伏的还有经济曲线 。 当年 6 月 , 货币政策收紧 , 一直震荡挣扎的 A 股 , 也随之进入下跌通道 。 疫情中那些明星概念股 , 在 4 月达到顶峰后 , 急速下滑 , 画出一组组大同小异的山峦 。 如火箭般飙涨的海王生物 , 从每股 11.04 元 , 跌至 5.57 元 , 风光无限的华北制药 , 从每股 7.42 元 , 沉入二十个月来历史最低位 4.37 元 。 国民经济如巨兽般舔舐自疗 , 引领复兴的依旧是优质白马股 , 非典题材股皆化海市蜃楼 。 失意者除了投机的股民还有投机的药商 。 北京两位专家开出抗非典中药配方后 , 河北安国的中草药价格一路暴涨 。 每天拉药的卡车超千辆 。 平时每公斤 20 元的银花 , 卖至 180 元 。 坊间称 , 几个药材大户每天能赚百万 , 安国一天就能出几个百万富翁 。 后来 , 因囤积居奇 , 以次充好 , 中央震怒 , 当年 7 月起 , 全国民间药材加工被封杀三年 。 三年后 , 安国药农受访称 , 机器皆已生锈 。 颠簸大势中 , 得意者另有人在 。 非典结束后 , 炒房客首次登上历史舞台 。 非典只短暂影响了看房 , 疫情结束后 , 全国迅速掀起购房热潮 。 因抗灾多发的货币需要出口 , 而且许多人因隔离心生感触 , 希望改善居住条件 。 2003 年 4 月到 6 月 , 上海房价涨了 18.1% , 宁波涨了 16.4% , 疫区北京也同比上浮 0.2% 。 那年夏天 , 温州走出 5000 多名专业炒家 , 带动家族炒房 , 媒体估算 , 2003 年有 10 万温州人行走天下 , 调动民间资本 1000 亿 。 那年 11 月 , 温州炒房团包三架飞机飞深圳看房 , 落地买下上百套商铺 。 那年后 , 各地售楼处开始挂横幅“欢迎温州老板” 。 国家统计局公示 , 2003 年住宅投资首破万亿大关 , 房企井喷 , 激增至 37123 家 。 和炒房客同等风光的还有养生专家 。 非典消退后 , 电视养生类节目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 。 央视的《健康之路》 , 北京卫视的《养生堂》 , 天津台的《健康大学堂》 , 皆成明星栏目 。 养生大师们有专业团队包装 , 在电视走红后 , 纷纷出书 。 书店里 , 大师们的养生书籍越过经史子集 , 摆在最显眼处 。 那一年 , 脑白金的故事也如坐过山车 。 非典时 , 它因销售渠道在超市 , 销量急剧下滑 。 非典后 , 保健品报复性反弹 , 脑白金 9 月销售突破 1 亿 。 以前即便是春节 , 也没这个销售额 。 史玉柱说 , 一年间 , 脑白金经历了历史最低潮 , 也经历了最鼎盛 。 电视上 , 广告声再度吵闹响起 。 电视前的人们 , 开始忘记许多事情 。 非典结束后 , 人们相当长时间内 , 在公共场所不愿大声说话 , 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 那年夏天 , 赵薇电影《炮制女朋友》上映 , 票房只有 600 万 , 同月 , 章子怡入围戛纳的《紫蝴蝶》上映 , 票房仅 300 万 。 刚刚随国运完成颠簸的人们 , 不关心虚构的悲欢 , 尘世已是最揪心的舞台 。 那段乌云压城的日子 , 让人们对许多问题 , 重有理解 。 非典时 , 歌手郑钧在天津农村暂避 , 百无聊赖 , 写小说打发时间 。 小说名叫《菜刀温暖》 , 压抑氛围下 , 他觉得众生都身不由己 。 序言中 , 他写道: “生活有如一把菜刀 , 我们只是案板上的一棵菜花或者冬瓜 , 引颈待命 。 ” 同样因非典宅家的王朔 , 在看《金刚经》 , 思考的更宏大 。 他说 , 你换个视野看 , 就看到结局了 , 放下人类智慧生物那点事 , 一切昭然若揭 。 生死太锋利 , 命运太无常 , 那年的人们不喜欢任何浮华的东西 , 最尊敬的人是医生 。 京郊的小汤山医院成为特殊景点 。 北京春秋旅行社组织了一个千人旅行团 , 游客们特意提出要在小汤山医院停留 , “近距离表达对白衣战士的敬意” 。 非典中牺牲的医护 , 在网上有纪念馆 , 那年 , 有百万人送上虚拟的莲花 。 一位每天送花的深圳白领 , 说他原来最崇拜企业家 , 并以之为奋斗目标 。 非典后 , 他崇拜的人变了 , “原来真有人可以不顾一切奉献自己 , 而这样人就生活在我们身边” 。 那年 , 许多人因此立志成医 , 全民偶像是钟南山 。 非典前 , 钟南山常去广东省实验中学做讲座 , 非典后 , 学生们管他叫酷哥 。 “有一次上课 , 一个同学对老师答案不服 , 马上就指了出来 , 而且坚持自己解法 。 老师仔细想了想 , 承认那同学是对的 。 他后来就向我们炫耀:‘怎么样 , 够钟南山吧!’” 彼时的人们 , 崇尚真话的力量 。 2003 年非典后 , 南方报人北上筹建《新京报》 。 报社设在北京南城一老楼内 , 棚顶漏水 , 墙皮脱落 , 数十人共用一部座机 , 供电时断时续 。 然而 , 那个年代的采访人员豪情万丈 , 原《重庆晚报》采访人员袁凌在清华读博 , 听说《新京报》招人 , 便退学应聘 。 导师放行 , “与其多一个不情愿的学者 , 不如多一个有良心的采访人员 。 ” 2003 年 11 月 11 日 , 《新京报》创刊 , 袁凌写了创刊号第一篇核心报道:《北京 SARS 后骨坏死患者不完全调查》 。 而那份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写着: 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 , 对理性的呼唤 , 对权力的制衡 , 对本真的逼近 , 对美好的追求 , 对公义的扞卫 , 对丑恶的鞭挞——这是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 。 历史开始了 。 那年夏天那般安静又漫长 , 非典消息渐少 , 印象中有两条新闻 。 一条是广东召开听证会 , 人们反对立法禁食野生动物 , 最激动的是养殖户 , “立法不吃野生动物 , 我们一家的生活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 ” 另一条是卫健委高强说的: 我们今天的挥别非典阴影 , 并不意味着非典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 , 我们还必须时刻做好准备 , 警惕非典的重来 。 如果果然有非典重来的一天 , 则我们今天从抗击非典中所学习到的一切 , 都将再次接受检验 。 六月底一个午后 , 我坐出租车驶过天安门 。 那天下过雨 , 一切都像洗过一样 , 空气中还有淡淡消毒水的味道 。 红墙、绿树、城楼 , 宫殿重叠的檐角 , 老夏利就像驶过一个苦闷的隧道 , 碾压过苦难 , 挣脱了厄运 , 闯入一幅新的画卷中 。 那一刻 , 忽然觉得 , 一切都有了新开始 。 来源:知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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