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士绅阶层,到底是谦谦君子还是土豪恶霸?( 二 ) 到底是谦谦君子还

明朝江南景色仅仅依靠朝廷的力量无法细致入微地管理乡土中的所有事物，而在地方掌握文化权力，财力、资历与人脉都十分深厚的士绅就发挥了一个代理管理者的作用，地方官和当地有威望的士绅达成默契，士绅支持地方官的工作，在兴修水利、经办学校、赈济灾民、维护舆论等事情上出功出力，官府则在这个过程中默许士绅经营自己的文化权力，甚至与士绅结成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徐茂明在论述士绅时，着重提到“文化权力”这个词，这是借鉴了葛兆光和美国学者杜赞奇的说法（前者在《中国思想史》第2卷中分析宋代士大夫群体时提到了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区别，后者在代表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而在徐茂明的使用中，文化权力被归纳为两层含义：“一是文化本身具有的规范性；二是士绅通过对文化资源的垄断而获得对社会事务的解释支配权。 ”而士绅维护自己的地方文化权力有三条路径：第一：首先从源头上将其独占的文字本身神圣化，在民间倡导起“惜字”习俗；第二：是为民众提供各种社会保障；第三：是立足于儒家文化大传统的根基，对民众文化的小传统不断加以引导、清理等。不过，由于士绅圈占田地，在地方话语权日重，士绅的矛盾也暗流涌动。隆庆年间海瑞打击徐阶一族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体现。徐阶官拜内阁首辅，在松江拥有至少二十四万亩田地，是当地最有影响力的缙绅，控制着一方舆论，但他借“投献”为名，与亲友兼并土地，占田无数，使数万农民成流民或家奴。海瑞担任应天知府后，遣散徐府成千名家奴，并扬言严惩徐阶的儿子徐潘、徐琨，逼迫徐府退田。惹得徐阶密信朝中亲信。海瑞此举，侧面也说明了动摇士绅利益的难度之大。明中后期士绅发挥作用的另一点体现，是地方书院议政的风气流行。

东林书院以东林书院为代表的一批在野士人圈子，议论朝廷之事，要求朝廷的决策“以公论之‘是非’为是非” 。 “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 ......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 从东林党到崇祯年间的复社，以及明代后期浙党﹑齐党﹑楚党等政治派系的崛起，士绅已然是明代政治中的重要一极，他们既是社会批判力量，也是政治势力，依附于皇权，又有所反思。不过，明代士绅缺乏军权，对官僚系统的依附性很大，所以他们虽然能制造舆论、影响朝廷决策，但在实际力量上不能和两晋乃至唐朝的地方贵族相提并论。士绅阶层的这一软肋，也为后来清军入关、削弱士绅提供了便利。清军入关，士绅特权被削弱清中前期对江南士绅的打击比明代更强势，它从根子里削弱江南士绅的特权，消磨江南士绅在社会中的地位，从顺治朝的屡兴大案，到康熙朝的恩威并施，再到雍正朝的雷霆打击，丁酉科场案、通海案、哭庙案、奏销案等大案让士绅惶恐度日，取消缙绅免税、不用服役的特权（“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绅衿里民，一体当差”）动摇士绅的特权的做法更是让士绅彻底畏缩于皇权之下，连明中后期有限的社会批评功能都消解了。

清军入关对江南士绅打击重大士绅的起伏是和士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休戚相关的，但清初是一个士人颜面扫地的时期。所以徐茂明在《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中总结道：“清廷除以暴力手段严厉摧抑江南士绅外，还从制度上削减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特权，这种釜底抽薪的举措从根本上遏制了士绅阶层自明中期以来不断发展的趋势。 ”面对这种困局，士绅只能妥协度日（且仍然算是整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讽刺的是，清军入关后，严酷打击士绅，但在清廷危难之际，恰恰是士绅组织起地方力量，抵抗住了太平天国的攻势。如熊志勇、孔飞力等学者所说，十九世纪中期，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组织战后地方重建，不得不对士绅委以重任，而士绅在这个过程中向军事领域渗透， “士绅武化”成为潮流，清政府自然清楚它会大大削减自己的地方控制力，但木已成舟，无可奈何，当士绅与军队结合，他们在政治上的话语权更重，对待皇权有了更多斡旋空间。晚清的“东南互保”、民初地方军阀的横行，都能从中找到源头。随着湘军、徽军等地方军的崛起，地方大员在各省形成了近似于军阀的力量，明面尊奉清廷，实则护卫的是地方士绅的利益。他们拥兵自重，清廷依赖他们，又忌惮他们。最能见得清廷威信扫地的事是“东南互保” 。八国联军侵华时，慈禧毅然向八国宣战，正当举国上下惶惶不安之际，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大臣却不听号令，宣称东南互保，即便宣战诏令下到地方，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也借口：“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 东南各省与政令背道而驰，赤裸裸地说明了满清地方的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