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士绅阶层,到底是谦谦君子还是土豪恶霸? 到底是谦谦君子还

随着乡村复兴战略的提出，近年来，振兴乡土、重建士绅的论调流行起来。例如：作家阿来在吕梁文学季的演讲中提到：乡村重建与士绅传统。他追溯了中国古代“士”与“绅”在乡土建设中的作用，感慨士绅在历史大潮的冲刷下渐渐没落。无独有偶，学者杨念群在《读书》2014年四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宗族’、‘士绅’在和平与动乱年代会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他可能是个单纯的读书人，也可能是个宗族族长或团练领袖，或许还是书院山长和私塾教师，如逢乱世，士绅中也不乏摇身一变，拉起一路杆子造反的草莽英雄。但从长远观察，他对暴力的减震效果当然要大于催生的效果。 ” 围绕士绅的讨论，过去往往局限在价值层面，有人激赏士绅的道统作用与德行，有人批判士绅容易演变为地方土豪劣绅的幌子，但如果暂时放下价值观的成见，仅从历史和实践角度来讲，重建士绅阶层也是不可能或者说徒有其表的。因为中国的士绅阶层首先依附于科举制度，其次享有大量文化、政治、经济乃至土地上的特权，士绅阶层的没落，是和政权对其特权的免除相伴相随的，科举制的废除，以及近代以来土地流转和阶层的大洗牌，彻底宣告了士绅作为一个阶层的死亡。我们现在也许还能看到士人的遗风留存在某个人身上，但要说重建士绅传统，恐怕只是一场虚妄。士绅崛起于贵族消亡之际所谓士绅，往往泛指地方士人、居乡官宦及其亲谊，需要澄清的是：士与绅是两个有重叠但不同的群体。绅在明清时期又叫“缙绅”“衿绅” ，徐茂明在《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中指出：“清代缙绅（或称乡绅）不仅专指退居乡里的官员，而且还包括本籍的现任官员……甚且，清代文献中的乡绅范围还扩大到尚未出仕而家居候选者。 ” “作为居乡官宦的特指，缙绅与普通士子（包括获得最低功名如生员者，古人称作“衿”）分属两个不同群体，其地位、声望、影响等均有较大区别。 ”

值得一提的是，士绅与贵族也是要区分的概念。孙立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贵族与士绅力量的消长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士绅与贵族的区别突出表现在他们与国家机构的关系上。贵族不完全隶属于皇权，具有较大程度的独立性，而士绅对国家有很强的依赖性，这是因为贵族身份的获得是依靠血缘关系的分封，而士绅的社会地位则来自拥有土地、科举功名、官职等。周秦之变后， “贵族的力量呈一种不断下降最后甚至基本消亡的趋势，而士绅则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并最终取代贵族成为统治阶级的主要构成力量的过程” 。中国贵族的余晖是关陇贵族，但随着科举制的建立和发展、北宋“士大夫与天子共治”传统的建立，具有较大程度的独立性的贵族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依附于皇权的士人群体，后来人常说的士绅、乡绅就肇始于这一时期，并在明清时期得到延续。明代士绅：遭受重创后慢慢发展明清权力博弈史的一条支线，就是士绅与中央的关系。这其中，江南士绅作为明清时期影响最广的士绅群体，它的演变能反映出士绅这个社会阶层的发展以及历代统治者对士绅的态度。元末大乱局里，张士诚割据江南，轻徭薄赋，宽大为政，这使得江南士绅虽生逢乱世，却大体得以保全。然而到了明代开国时期，江南士绅遭逢厄运，这件事在《明实录》中被淡化，但它深刻影响了士绅对明代政权的态度——屈服中有恐惧，依附中有游离。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淮西游丐，对士绅情感淡漠，在统一南方的过程中，他看到江南士绅或是怀念元朝、或是协助张士诚抵抗明军，心中愤怒难消，所以在攻占江南后，朱元璋一改张士诚对江南士绅的宽大政策，严厉打击士绅，夺其土地，迁其住所，并且在江南地区增收苛捐杂税，以至于正德年间的学者王鏊感慨：“盖洪武间以来，罪者谪戍，艺者作役，富者迁实京师，殆去十之四五。 ” 据太仓人陆容（1436-1494年）回忆，明中叶的一位老僧在和他交谈时叹息道：“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士大夫多矣！” 明代初年对江南士绅的打击，在诸多官修史书、时人笔记中都能看到。在朱元璋的多次打击之下，苏、松一带“富民豪族，铲削殆尽” ，吴中地主“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 ，高启、杨基、徐贲、张羽等江南名士都未能逃脱厄运，这和张士诚时期乃至前元时期的宽大政策相比，可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士绅眼见于此，恐惧新生政权的同时，也纷纷归隐乡野。一时间江南士绅“恐为州县所知，反督耕于田亩” ，他们修建园林，效仿陶潜，甘于淡泊，清修诗文，这一时期，江南士风最淳厚，在百姓间的口碑也最高。明成祖后，随着策略的调整、官僚政治对士绅的依赖以及商业的发展，江南士绅变得驳杂，他们参政的欲望也更高。诸如高榖、商辂、杨一清、张璁、顾鼎臣、徐阶、李春芳等内阁高官都出自江浙一带的士绅家庭，尤其是嘉靖朝，江南士绅的代表闪耀于朝野之间，无形中也推动了江南士绅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