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新冠病毒不是“生化武器”?( 二 )

为什么新冠病毒不是“生化武器”?

此外 , 对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防护设备齐全的现代军队而言 , 化学武器的威力并不像过去那么大 。 因为拥有“三防器材”(防止核生化三类武器的伤害)以及洗消作业 , 对于现代军队已不是新鲜事 。 这些器材被广泛用于防核、防化学武器及生物武器袭击的侦察、防护、洗消和急救方面 ,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化学武器的破坏力 。 化学武器现今存在的意义最主要是威慑 。 第二次世界大战 , 英德法三国默契地封存了它们剩余的化学武器 。 纵观整个二战 , 同盟国和轴心国都没有真正使用化学武器 , 虽然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多次在各种场合表达过对化学武器的“青睐” , 比如敦刻尔克大撤退后 , 在对德国有可能入侵的问题上 , 丘吉尔曾对内阁表示“应该毫不犹豫地使用化学武器” , 但也只是说说而已 , 并未付诸实践 。 毕竟 , 双方的化学武器很好地威慑了彼此 。 所以 , 说目前经历过的非典亦或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化学武器 , 绝对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 易反噬的生物武器 生物武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远 。 我国古代汉匈战争中 , 由于汉军攻势凌厉 , 匈奴军队在谋士的策划下 , 将染有病毒的牛羊埋在汉军经过的道路和水源上 。 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关于“生物战”的最早记载 , 也是“生物战”的雏形 。 时至近代 ,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 德国曾首先研制和使用生物武器 。 德军间谍携带生物战剂 , 秘密地赶到英、法联军的骡马集中地 , 在骡马饲料中撒入生物武器——马鼻疽杆菌 , 几千匹骡马因而得病死亡 , 从而影响了英、法联军的军事活动 。 1936年 , 日军在哈尔滨扩建细菌武器研制机构 , 大规模研制生产细菌武器 , 这一举动所造成的死伤更是不计其数 。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 生物战确实是以细菌为主要或唯一的战剂 。 不过现今作为现代生物战剂的病原体微生物及毒素受到公认的已有6大类 , 分为:细菌类 , 如炭疽杆菌战剂、鼠疫杆菌战剂、霍乱弧菌战剂;病毒类 , 如黄热病毒战剂、天花病毒战剂等;以及立克次氏体类、衣原体类、真菌类、毒素类 。 在这些战剂中 , 诸如炭疽杆菌、腺鼠疫杆菌、天花病毒等战剂在无卫勤监护情况下致死率高达30%到50% , 甚至可达90%以上 , 属于致死型生物战剂 。 而另外一些致死率较低、却可以导致患病者丧失劳动能力并极大消耗社会资源的 , 属于失能性生物战剂 。 然而别忘了 , 这样的生物战有一个致命缺点——无差别性 。 细菌、病毒才不分你是敌军友军亦或是平民 , 一律感染 。 所以 , 生物武器的病原体选择并不简单—— 首先要可控可防 。 一种无法防护的病原体对于使用者同样危险 , 只有使用者本身有充分的了解 , 并且能够有效防御的病原体 , 才能用于生物武器 , 否则的话容易“偷鸡不成蚀把米” 。 比如在1939年与苏联的诺门罕战役中 , 日军曾试图投放病菌污染水源 , 结果却因为自己的防疫能力还不如苏联 , 反而导致自己的染病人数远超苏军 。 而在全球化的今天 , 人口流动是频繁的 , 一个人可能在几天之内便环游世界 , 使用病毒武器更有可能对全人类造成灾难性的打击 。 如果不能控制病毒的无差别感染 , 所谓的病毒生物武器就没有任何使用的可能 。 其次 , 高致死性 , 中、低传播性的病原体才是首选 。 毕竟 , 为了避免其传播超出预想的作战范围 , 同时在最短时间内尽可能造成感染者的伤亡 , 才能发挥最大的军事价值 。 1979年 , 苏联曾发生吸入性炭疽事件 , 至少79人感染 , 68人死亡 。 而从2001年9月18日开始为期数周的、针对美国的生物恐怖袭击所采用的也是致死型生物战剂的炭疽 。 因炭疽杆菌毒力极强 , 人感染后发病急、进展快 ,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炭疽病死率都非常高 , 尤其是肺炭疽 。

为什么新冠病毒不是“生化武器”?。

为什么新冠病毒不是“生化武器”?

2001年炭疽杆菌袭击事件中 , 装有大量炭疽杆菌粉末的信封

有针对性的基因技术 基于这种状况 , 不少阴谋论者跳出来:当下发生的 , 有可能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研制的新型生物战剂 , 也就是基因武器 。 基因武器是指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修改致病微生物的基因编码 , 而研制出的新一代生物武器 , 能够从基因层面对敌发动攻击 。 简单来说 , 基因编辑技术就相当于一把基因“剪刀” , 可以按照主观意愿将一种生物的基因片段“剪接”到另一种生物上 , 从而改变其生理特征 。 诚然 ,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 , 几乎所有的先进科技都会首先应用到军事领域中 , 基因技术也不例外 。 比较热门的基因武器大概分为两种: 一种是致病或抗药的微生物 。 即利用现有的生物技术对某些特定细菌或病毒等进行基因改造 , 通过人为敲除或插入某些基因片段 , 从而培育出新的致病微生物或新的抗药性很强的病菌 。 但这种依旧具有无差别性 , 而且有反噬的可能 , 因为病毒的基因组在增殖过程中不是一成不变的 , 而是时时刻刻自动地发生突变 。 从病毒的结构来说 , 蛋白质的外壳包裹着DNA或者RNA链条 。 若想繁殖首先要进入一个宿主细胞 , 利用该细胞内部的DNA和RNA , 以及酶进行转录排列氨基酸和脱水缩合成肽链 , 然后肽链再交联折叠成蛋白质 。 而病毒复制中的自然突变率极高 , 外加各种可提高突变率的物理、化学诱变剂 , 如温度、射线等的作用 , 均可诱发突变 。 况且这还只是进入一个宿主细胞 。 另一种则是所谓的“种族武器” 。 理论上可以针对特定种族或族群的独特基因位点设计生物武器 , 从而确保某些细菌或病毒只对特定人群产生易感性与强致病性 , 它既能有效有精准打击敌方 , 又能使己方部队免受伤害 。 这也是阴谋论者经常使用的论据——无论是非典病毒亦或是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 中国人或者黄种人发病及死亡率高 。 那么只针对某个人种的基因武器真的存在吗? 种族武器 , 没那么容易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于1998年9月披露一则秘闻:为了报复伊拉克的导弹袭击 , 以色列军方正在加紧研制一种专门对付阿拉伯人而对犹太人没有危害的基因武器———“人种炸弹” 。 2017年时 , 俄罗斯总统普京证实 , 有人在有目的地采集俄罗斯人的生物资料 。 据报道 , 采购方是美国空军 , 一些俄国专家怀疑 , 美军这一行为与开发基因武器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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