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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赓哲：中国古代对“卫生”的认识

一、中国古代对“卫生”的认识 汉语“卫生”一词来自于《庄子·庚桑楚》中的“卫生之经” ， 原本是单纯的卫护生命之意 。 余新忠《晚清“卫生”概念演变探略》一文已经有了较为详尽的考证 。 这个词汇的现代意义完全是近代西方以及日本影响的结果 。 本文所探讨的“中国古代的卫生”问题 ， 实际上也是站在西学角度审视中国历史的产物 。 现代卫生体系是建立在对细菌、病毒和流行病的实证分析基础之上的 。 即便是黑死病之后的欧洲 ， 尽管距离实证主义阶段还相差甚远 ， 但永久性的公共卫生部门的建立也以较为丰富的对病源的直观认识作为基础 。 中国古代无论是政府的医疗机构、政府和宗族对基层社会的掌控、有经验的医人团队、对药物的认知水平都较为完善 ， 但这些要素却无法“组装”在一起成为所谓“卫生体系” ， 这是中国人对疾病的认识所致 ， 同时也是因为中国人有其它的渠道作为卫护健康的手段 。 中国古代虽然疫情不断发生 ， 但缺少像黑死病那样从根本上颠覆旧有体系的重大疾病的刺激 ， 也是卫生体系迟迟未能建立的原因 。 对于疾病成因的认识决定了卫护健康的手段 。 中国古代对疾病的认识中自然没有细菌和病毒的观念 ， 而“气”则是一个值得瞩目的要素 ， 尤其是在传染病以及流行病方面 ， 气被视为疾病的载体 ， 它通行于各种解释之中 ， 可以弥平各种理论的裂痕 ， 而它的特性导致人们认为它可以被躲避或者抵抗 ， 但是却无法通过公共手段加以消除 。 气的观念发轫于汉语自身的特性 ， 西方自古希腊时代就高度重视概念的精确 ， 这一切缘于西方语言是“声音语言” ， 有别于汉语这种形象语言 ， “由于声音语言内部的紧张 ， 必须不断掌握外部世界的固定性、寻找声音的根源 ， 以形成概念及观念 。 ——不同于中国语言的积聚性 ， 西方语言是意义的重新界定；不是用一种语言重复说明外在世界 ， 而是不断发明新的名词以不断重新界定外在世界 。 这正是西方理性主义的理想 。 西方强调固定不变的指谓 ， 每个意义必须加以固定而不能积聚 ， 于是能够产生多元的理论体系、概念系统、理论架构 。 中国语言则不同 ， 如‘阴阳观念’ ， 几乎可以指代说明一切 。 强调语言的积聚性 ， 这正是中国语言的特征 。 西方强调刚性定位、固化指谓（rigid designation） ， 根据固定规则以对外在事物进行重新界定 ， 重新系统化 ， 于是产生逻辑思维方式和科学思维方式 。 ”这里谈到的是阴阳观念 ， 但是气也是在这样一种思维模式下被塑造出来的 。 张嘉凤总结了古人所认为的六种疾病相染的途径：一、与病人的直接接触；二、与病人长时间或者近距离的接触；三、在特定地点参加特定活动；四、异常的气候与环境变化；五、饮食；六、遭鬼排击 。 总而言之 ， 对于疫病的成因 ， 古人认为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和鬼神的作祟 。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古人纷繁复杂的论述之中可以发现“气”的作用 ， 无论是形而上学的致病原因解释 ， 还是鬼神致病的解释 ， 都有一根主线将其串联——气 。 余新忠认为：“自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 ， 中国医学关于内科疾病基本将其分成因感受外邪引起的伤寒和由自身病变导致的杂病两大类 ， 疫病无疑属于前者 。 对于引发伤寒的外邪 ， 古人有不同的说法 ， 比如‘六气’、‘时气’、‘四时不正之气’、‘异气’、‘杂气’、‘戾气’等等 ， 而且也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 ， 但总体上基本都是在‘气’这一认识框架下展开的 ， 大体而言 ， 较早时期 ， 关注点较多地集中在反常的自然之气 ， 如‘六气’、‘四时不正之气’等 ， 而宋元以降 ， 开始越来越重视‘气’中的杂质与污秽的因素 ， 特别是随着吴有性的《瘟疫论》的出版和清代温病学派的形成 ， 到清前期 ， 医界逐渐形成了有关疫病成因的较为系统的认识 ， 即认为 ， 戾气即疫气是由暑湿燥火等四时不正之气混入病气、尸气以及其他秽浊之气而形成的 ， 并进一步密切了疫气与“毒”之间的关系 ， 特别在乾隆晚期以后的医籍中 ， 往往将疫气与毒气相联 ， 认为是毒气与瘟疫相为终始者也 。 与此同时 ， 有关瘟疫的传染 ， 理论上基本秉承疫气相染的认识 ， 即认为瘟疫的传染通过‘气’来传播 ， 不过对接触传播、食物传播、水传播、虫媒传播等传播方式也产生了一些直观或隐约的认知 ， 但总体上并没有突破疫气传染的认识框架 。 ” 即便在将疫病归结为鬼神作祟时也可看到：鬼神将疾病传给人类的主要媒介之一依然是“气” 。 《诸病源候论》将传染病源归结为“鬼邪之毒气”“客邪鬼气”“邪毒之气”“邪气”等 。 可以说 ， 在致病的各项要素中 ， 除了少数（例如饮食）之外 ， 多数都与“气”相关联 。 “气”成为各项致病因素的“串绳” 。 之所以用如此篇幅论述“气”的重要性是想提请注意：中国古人认为气的来源是多样的 ， 可能是污秽 ， 可能是鬼神 ， 可能是极端气候 ， 所以也就有着各种不同的应对手段 ， 而这些应对手段造成了“卫生”措施的分割 ， 这些措施散落在各个领域内 。 可以说理论的束缚、医疗领域的有限、医者的自我定位、各种有意无意的“类卫生”手段的预先占位、政府对此的麻木均是中国古代不会诞生卫生的重要原因 。 中国历史上尽管疫情不断 ， 但是从未有过类似欧洲黑死病那样影响巨大的疫情 ， 因此也很难因为刺激而将种种与卫护健康相关的手段进行整合和修正 ， 形成所谓“卫生”系统 。 既然对疫病成因的认识难以突破气的观念 ， 那么如何应对这种疫气就是这些手段的主题 。 而其所采用的手段往往与现代医学某些要点暗相契合 。 例如元和五年（８１０年）柳公绰向皇帝进献的《太医箴》： 天布寒暑 ， 不私于人 。 ……寒暑满天地之间 ， 浃肌肤于外；好爱溢耳目之前 ， 诱心知于内 。 清洁为堤 ， 奔射犹败 ， 气行无间 ， 隙不在大 。 ……人乘气生 ， 嗜欲以萌 ， 气离有患 ， 气凝则成 。 巧必丧真 ， 智必诱情 ， 去彼烦虑 ， 在此诚明 。 医之上者 ， 理于未然 ， 患居虑后 ， 防处事先 。 心静乐行 ， 体和道全 ， 然后能德施万物 ， 以享亿年 。 柳公绰的本意并不是阐释医理 ， 而是以此劝诫皇帝不要痴迷于享乐 ， 要以德为治国之先 ， 而德对治国的重要性就如同那些卫护健康的手段对人体的重要性一样 。 但这段话无意中颇能反应当时对“卫生”的看法：一、“气”弥漫天地之间；二、“清洁”是抵御疾病的堤坝；三、“气行无间 ， 隙不在大” ， 即气是无孔不入的；四、个人的修行可以抵御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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