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命运转折( 二 )

从离土离乡到离土回乡从上面农民工增长的图示中，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农民工数量，尤其是离土离乡的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长的趋势在减缓。表面上来看，这与中国城市化的巨大空间明显矛盾：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60.6% ，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了80%左右，日本的城市化率甚至超过了90% 。

若以发达国家为参照，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未走完，提升空间依然巨大。但为何农民进城的增速变慢了？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滞缓。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紧紧围绕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完善财政、土地、社保等配套政策。同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督察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落实情况的通知》。到了2018年，国家发改委又发了一遍督查通知，方案落实的速度缓慢。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推进滞缓，也影响了乡村的改革推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始终拥有在家乡的土地，包括耕地和宅基地，这些土地都是无偿划拨的。但近些年，这些土地出现了闲置现象。很多进城的农民工宁愿荒着家里的土地，也不愿意转让给别人，因为一旦他们年老或生病，无法继续在城市打工时，他们需要回到家乡的土地上谋生。这造成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农业是规模经济非常明显的产业，大规模农场的生产效率远高于土地分割的小规模种植经济。但土地被闲置、流转不起来，土地的整合就受到了阻碍，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农场。中国农业没有规模经济性，产品成本高，市场竞争力弱，卖不出去的农产品成了库存。但市场又存在大量粮食需求缺口，只能依靠大量进口去填补。反观美国，美国人口约3.3亿，其中农业人口约2% ，仅600多万人，但美国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也是全球农产品最大出口国。乡愁情归何处？行文至此，我想让大家回答下面两个问题：中国的脱贫问题，是要依靠经济发展，还是依靠政府补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要依靠城市，还是要依靠农村？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简而言之，就是充分发挥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效应，继续推动农民进城，给予他们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让城市成为他们新的故乡。农民有了新故乡，原来的乡村怎么办？我想这也不用担心。总体而言，在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和人口流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地区外人口净迁入，直至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达到类似均衡状态下，大致会呈现这样一种景象：各个地区经济规模总量可能会相差巨大，但人均水平的收入和产出是互相接近的。这也将是未来的中国城市和乡村平衡发展的方向。非常典型的例子是下面的美国经济的地理分布图。这幅图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在其著作《大国大城》中绘制的。图中，蓝色区域和红色区域各占美国GDP的一半。可以发现，美国的经济主要集中在东西海岸、五大湖以及南部个别地区，而面积广大的其他地区经济规模都较小。

总量分布的极其分化，并不妨碍人均层面的平衡。对比中国各省和美国各州人均GDP的分布，可以发现中国不同省份明显更加分化，而美国各州则较为接近（参见下图）。

从城市化角度看，更多的人进入城市将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摆脱贫困。下图中，人均GDP越高的国家，城市化率往往也越高。若按照每年1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赶上发达国家，还要20年。假定中国总人口不变，要达到美日韩的城市化水平，中国城市的人口将增加约2.8亿人，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因此，谁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口红利的时间窗口至少还有20年。

当前中国的人口流动和劳动力的区域配置，依然存在一些限制。但反过来看，中国蕴藏着巨大的“结构性”劳动资源的潜力。若以上所述的人口流动限制得以放开，可以想象，能够释放出非常大规模的潜在劳动要素能量。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城市的大门在慢慢打开， 2019年底，国家取消和放宽了5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的落户限制。未来， 5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的落户制度也将得到改善。其实，从我们身边就可以发现，一部分在城市奋斗成功的外来人口已经完成了举家迁徙，每到春节，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再回到原来的家乡，而是留在了城里过年。城市已经成了他们新的故乡。故乡，这一千百年来让无数游子魂牵梦萦的词汇，可能会在不久的未来，被重新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