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富人比穷人更难获得快乐?

快乐研究的一个相当一致的结论是 , 在小康水平之后 , 经济水平的继续提高并不能显著增加快乐 。 有研究显示 , 高收入人群要增加同样的快乐单位 , 所须要增加的收入量 , 是低收入人群的五十多倍 。

黄有光:富人比穷人更难获得快乐?

黄有光:富人比穷人更难获得快乐?

网易研究局出品——中国人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2020 , 中国迈向全面小康 , 物质生活富裕后 , 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 , 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 NO.002 金钱与快乐的关系 作者|黄有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我们刚刚庆祝过建国70周年与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 。 单单这40年 , 中国经济翻天覆地的跃进 , 实值人均收入增加超过20倍 , 成绩诚然不可抹杀 。 不过 , 在人们的幸福或快乐(以后我们要讨论这两者的异同)上 , 是否也有大量的提高呢? 俗话说 , 金钱并非万能 , 但没有钱万万不能 。 这说明 , 一定的经济水平是重要的 , 但温饱小康之后 , 更高的经济水平是否能够增加快乐呢? 对于这个问题 , 有一个很有名的Easterlin悖论 。 Richard Easterlin是第一位发表关于快乐的文章的经济学者 。 早在1974年,他就有一篇讨论快乐的文章 。 相比之下 , 我自己到1978年才发表了关于快乐的文章 。 这个1974年出现的Easterlin悖论是指 , 在同一个时段内 , 比较社会上不同收入或财富的人的快乐或生活满意度 , 比较有钱的人明显比比较穷的人更加快乐;然而 , 随着经济增长 , 几十年后 , 人均收入大量增加 , 但人们的快乐并没有显著增加 。 横向比较 , 金钱好像能够明显增加快乐 , 但长期比较 , 却不能够 。 这就是Easterlin悖论 。 【详见Easterlin 1974 , 2017.】 大量的研究显示 , 财富与快乐的相关性不大 , 而且主要是在小康前 。 以国家论 , 富有的北欧 , 快乐最高 。 其次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语国家 。 但富有的日本与法国 , 快乐很低 。 近三十年来 , 日本经济停滞 , 但快乐水平却显著增加 。 新加坡的人均收入 , 是印度的几十倍 , 而快乐水平差不多一样; 近十年反而下降(Olivera, 2019) 。 东亚各国经济快速发展 , 但快乐水平不高 。 这是值得深思与研究的 。 快乐研究学者Inglehart (2010 , 第351页)认为 , “经济发展有利于主观幸福的提高 , 然而只是许多因素之一 , 而社会容忍更加重要” 。 中国的情形 , 更是收入快速增加而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下降(Easterlin等2012 , Easterlin 2013, Li & Raine 2013 , Cheng等2018) 。 不过 , 近年的数据显示 , 约在2005年后 , 中国人的快乐回升【Asadullah等2018 , 与世界快乐报告2017 , 2018.】 。 这和俄罗斯与东欧一些转型的国家的情形类似 , 转型初期快乐下降 , 后来回升 。 有些研究显示 , 穷困的农民比城市居民快乐(Knight & Gunatilaka 2010a) 。 留在农村的人虽然收入比较低 , 但却比到城市的人快乐 。 也有研究显示 , 美国人民这30年来平均快乐水平下跌 , 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关系减弱与人们对制度(institutions)的信心减少(Bartolini等2013) 。 还有 , 收入与生活满意度的正相关比较强 , 而与人们真正体验到的快乐的相关比较弱(Diener等2013) 。 由于人们记忆等失误与偏差 , 人们对生活满意度的整体评价(global eva1uation)比较不可靠 。 我们以后还要进一步讨论快乐与生活满意度的异同 。 根据联合国的国际数据的比较 , 人均收入与快乐有正相关 , 但在年收入达到一万至一万五千美元之后 , 这个正相关就不存在 。 人均收入与用生命预期等为指标的健康水平也有正相关 , 但这个很显著的正相关 , 在人均年收入约5千美元之上就不再存在(Borghesi & Vercelli 2012 , 第220页) 。 这表示 , 去除在人均年收入在5千美元之下的贫穷是很重要的 。 财富只能解释快乐差异的百分之二 。 有长期资料的美国、日本和法国都显示 , 几十年来 , 人均收入增加很多倍 , 但快乐水平只在大约同一水平上波动 。 百万富翁比他人快乐不了多少 。 是否值得牺牲家人亲友 , 冒坐牢与生命危险去掠夺公家与他人之财产呢?何况即使是合法的飞来横财 , 像中彩票大奖 , 反而可能减少快乐(Sherman et al. 2019) 。 衣食足而知礼义 。 温饱之后 , 重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否能够增加人们的快乐 , 是很自然的 。 怎样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增进人们的长期快乐?这是当今各国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 快乐研究的一个相当一致的结论是 , 在小康水平之后 , 经济水平的继续提高并不能显著增加快乐 (见如Kahneman等2006 , Ahuvia 2008 , Asadullah等2018 , Cheng等2018 , Luo等2018) 。 对个人而言 , 比较有钱的人的平均快乐水平 , 比收入中等的人和比较穷的人略高一些 。 当然 , 有许多比金钱更重要的因素 。 然而 , 对全社会而言 , 人均收入水平的数倍增加 , 并不能显著地增加快乐 。 为什么呢? 一个重要因素是 , 温饱之后 , 在很大的程度上 , 影响一个人的快乐水平的是相对收入或消费 。 有钱的人比较快乐 , 是因为他们的收入比其他人高 。 但是 , 当全社会的收入水平随经济增长而增加时 , 不但你自己的收入增加 , 其他人的收入也提高了;平均而言 , 相对收入没有变化 , 因此 , 快乐水平未必有显著的增加 。 由于相对收入效应的存在 , 一个人(尤其是富人)的收入或消费的增加会降低其他人的快乐水平 , 产生了负的外部性 。 由于这个作用 , 应该对人们尤其是富人的收入适当征税 。 传统经济学分析强调税收的反激励效应(或打击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 认为税收有扭曲作用或会造成超过税收数额以上的超额负担 。 其实 , 一般的收入税或消费税 , 即使不考虑平等因素 , 单单从效率上(包括相对收入与环保方面的外部成本)而言 , 实际上是可以起到纠正人们过度赚取高收入的作用的 。 我们以后在关于公共政策与快乐的课题 , 还会继续讨论 。 相对因素的重要性 , 往往被低估 。 人际相对地位的相互攀比 , 包括相对职位、财富、收入、消费 , 以及具体物品的拥有与消费 , 例如房子、汽车、衣服与珠宝等 。 研究显示 , 相对收入对快乐的影响 , 不但对有钱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 甚至对相对贫穷的中国与印度乡村农民 , 也比绝对收入更加重要(Luttmer 2005 , Knight等2009 , Knight & Gunatilaka 2010b, Linssen等2011, Guillen-Royo 2011, Fontaine & Yamada 2012 , Reyes-Garc??a等2016) 。 有些数据甚至显示 , “所有作用都是相对收入作用”(Layard等2010的结论) 。 孔子说 , 不患寡而患不均 , 至少是在温饱之后 , 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 不过 , 也有学者的结论是:相对收入的作用 , 只对收入比较高的人才重要【见Ravallion & Lokshin 2010 。 中国的情形 , 见Asadullah等2018 , Luo等2018.】 温饱之后 , 绝对收入与消费的不重要 , 也可以从龙虾与鸡肉的“三百年河东 , 三百年河西”的历史来认识 。 几百年前 , 由于龙虾很多 , 很便宜 , 是穷人吃的东西 , 富人是不吃龙虾的 , 而吃当时很贵的鸡肉 , 把龙虾让给穷人、佣人和犯人吃 。 甚至有佣人和犯人要求 , 每星期不可以吃超过三次龙虾 。 后来因为龙虾很少了 , 很贵了 , 而鸡肉由于工厂式的生产而变便宜了 , 所以富人吃龙虾了 , 把鸡肉让给穷人吃 。 (详见Thompson 2007/2011 。 ) 下星期 , 我们要讨论人们对经济水平与其他方面的适应的重要 , 不但也有助于解释Easterlin悖论 , 也有其他方面的启示 。 到时见 。 附录 我们以后会讨论关于快乐的衡量和人际比较的问题 , 而这会对Easterlin悖论做出一些解释 。 虽然现有的快乐衡量方法不是完全可靠 ,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 因此 , 也有一些参考的价值 。 有研究显示 , 高收入人群要增加同样的快乐单位 , 所须要增加的收入量 , 是低收入人群的五十多倍(见Trewin 2012 , 第72页 , 图2) , 或者说 , 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的边际效用 , 不到低收入人群的2% 。 关于Easterlin悖论 , 虽然有些学者【如Stevenson & Wolfers (2008, 2013)】认为收入与快乐水平有很大的正相关 , 但Layard等 (2010 , 第140页)的结论是“他们的数据太弱 , 不足以推翻其他学者的有分量的数据” 。 以我所知 , 以及个人的经验 , 也是认为Easterlin悖论是成立的 , 但可以用相对收入或相互攀比的作用 , 适应效应 , 环境破坏等因素来解释 。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