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不平等条约中的赔款都去哪了?( 二 )
1840-1860年间英国政府财政总收入的变化趋势 。 1843年后 , 英国在中国及整个远东贸易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远多于直接的“战争赔款” 。 日本用“第一桶金”扩军备战 此后 , 中国对外虽屡有“丧权辱国”的赔款 , 但在甲午战争前总额还算不上“骇人听闻” 。 相较英国 , 日本作为资源贫乏、经济基础薄弱的后起岛国 , 其赔款使用情况则完全不同 。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获得的赔款几乎是战前明治政府财政岁入的三倍有余 , 称之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夺取的“第一桶金”毫不为过 。 而这“第一桶金”的绝大部分在第一时间就被立刻直接充作陆海军扩建的费用 , 投入军事扩张 。 甲午后 , 日本从清廷获得的赔款总额高达2亿3150万库平银 , 当时折合约3亿5836万日元 。 这笔赔款对日本来说到底有多惊人 , 不妨从以下一组数字来认知: 1894年日本政府财政收入为9817万日元 , 同期财政支出为7813万日元 , 而同一年日本境内通货总发行量不过2亿3040万日元 。 另一方面 , 此前一年即1893年日本全国大小企业的资本金总额仅为2亿0987万元 。 显而易见 , 这笔“天降横财”几乎让日本政府一夜暴富 。 根据中日双方的协定 , 所有赔款折合成当时最有信用的金本位货币——英镑 , 在伦敦分期支付给日本政府的代理部门 , 分8年付清 。 不过 , 为了避免逾期后5%的高额利息并防止外汇波动带来额外损失 , 清政府早在1898年就通过借贷等方式向日本付清了全款 。
中日关于赔款支付方式的议定书(原件) 长久以来 , 在日本如何使用这笔赔款的传闻中 , 最出名的故事是将之大部分用于振兴日本教育 。 诚然日本确实曾用赔款设立教育基金建立了京都帝国大学 , 然而这在整笔赔款中所占的比例根本微不足道 , 仅为2.9% 。 根据事后统计 , 84.7%的赔款用于军事相关用途 。 其中 , 直接用于海军、陆军扩军的费用合计超过赔款总额的50% , 达到1亿7931万日元 , 接近1894年日本政府财政收入的两倍 。 赔款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日本赔款使用情况 在所谓俄国威胁的阴影下 , 凭借甲午赔款 , 日本海军在日俄战争前完成了“六六舰队”(六艘战列舰、六艘装甲巡洋舰)的扩军目标 , 跻身一流海军强权 。 从大清获得的赔款中 , 相当大一部分根本就没有转移回日本 , 而是在伦敦直接付给了英国船厂订购军舰 。 与此同时 , 陆军的常备兵力也几乎扩大了两倍 , 从甲午时的7个师团猛增至13个师团 。 虽然大举扩军备战可以刺激日本国内重工业的发展 , 但这种畸形的赔款运用方式也造就了日本之后扩张型的国家发展模式 。 所谓“大炮一响 , 黄金万两”的认知几乎成为当时日本举国上下皆持的价值观 。 日俄战争爆发后 , 日本最终耗费的军费高达18亿日元 , 不仅花光甲午战争的赔款 , 甚至不得不在国内外举债以维持战争进行 。 但是 , 当时日本舆论普遍相信完全可以像甲午那样 , 从沙俄处索要到更多的战争赔款 。 结果俄国虽然军事失利 , 却坚决拒绝赔款要求 , 反倒是国力消耗殆尽的日本不得不接受在没有赔款的情况下议和停战 。 消息传来 , 甚至引发国内民众的大骚乱 。 对此 , 日本知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评论道:“这种激烈的大众狂热 , 给军部充了电 , 也为整个国家的痴心妄想提供了动力 。 ” 庚子赔款怎么用 继甲午之后 , 义和团事起 , 八国联军侵华 。 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国近代史最庞大、最复杂的对外赔款——“庚子赔款” 。 由于事涉多国 , 因此各列强围绕赔款金额、分配比例、支付方式的问题争论激烈 。 期间 , 德国老帅瓦德西甚至由于不堪各国争论之烦恼 , 几欲挂冠回国 。 经过多番讨价还价后 , 在《辛丑条约》规定的4.5亿两海关银的赔款中 , 俄国分得最多 , 占赔款总额的28.97% , 其次是德国占20.02% , 法国占15.75% , 英国占11.25% , 日本占7.73% , 美国占7.32% , 意大利占5.91% , 比利时占1.89% , 奥匈帝国占0.89% , 荷兰占0.17% , 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及挪威各占0.025% 。 这笔空前赔款在当时约合7161万英镑、3.33亿美元、9.7亿卢布或6.3亿日元 。 此外 , 条约规定全部赔款分39年还清 , 年息4% , 所以理论上本息合计总赔款额将超过9.8亿两白银 。 与之前历次赔款不同 , 除了总额之巨大空前绝后外 , 庚子赔款的另一个特别之处便是自1908年后以美国为先 , 各列强或多或少地退还了部分赔款 , 继而将这些钱用在与中国有关的事务之上 。 《辛丑条约》刚刚签订 , 美国便有人呼吁向中国退还庚款中美国部分的所谓“溢款” , 即超出其实际军费花销及商民损失的赔款 。 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 , 在“义和团事件”前后美国在中国的军事开支以及美国商民所受的损失总计约为1000万美元左右 。 与之相较 , 美国从庚款中获得赔款折合约2440万美元 , 超出了一倍有余 。 依照美国国务院的说法 , 在《辛丑条约》协商期间美方已向各列强提出减少向中国索要赔款总数的建议 , 但未获得响应 。 1901年夏 , 崇尚在中国实施”门户开放”政策的时任国务卿约翰•海伊(John Hay)向即将卸任的麦金利总统提出 , 美国决不应与其他列强一样从中国诈取额外的赔款 。 1902年初 , 约翰•海伊又通过《纽约时报》对外透露了退还赔款总额中一半左右“溢款”的意图 。 之后 , 新任总统老罗斯福接纳了海伊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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