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修例风波背后一些社会深层根源：沉重的底色与扭曲的方向( 三 ) 2019年夏天

　　根据统计，2016年，香港显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539，已大大超过危险警戒线的0.4，与部分拉美国家持平。尽管特区政府为解决贫富差距做出了不少努力，但社会福利水平与香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很不相称。

　　在健康的社会里，青年和基层人士通常可以通过就业、教育等途径实现向上流动。但香港的社会阶层却基本固化，例如，位居富豪榜前列的人士多年未曾变化，基本都是地产商及其家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而产业空心化是青年上升通道日渐狭窄的主因之一。

　　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有将近一半的劳动者是产业工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香港金融、航运、商贸物流、服务业兴起，管理、行政、技术、金融及专业人才吸纳众多劳动力，跨入中产阶层。但在随后的产业升级中，在原有商贸、航运之外，只发展了金融、旅游等服务业。

　　“科创产业没能发展起来是香港的一大痛点，”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荣休教授雷鼎鸣说，“香港金融业占到了GDP的约19%，但只提供约6%的就业。”金融业创造财富的能力惊人，但只能吸收少数本土精英青年人，大部分本地青年没有能力从事高端服务业，何况许多香港金融从业者更是来自海外的人才。

　　对于当前的局面，特区政府曾尝试采取多种手段予以改变，但科技创新产业几次努力，几次夭折。这其中，反对派曾出于政治目的进行过种种无端阻挠，比如特区政府为推动创新科技发展而成立的创科局，反对派为反而反，不顾社会一再呼吁停止政治虚耗的呼声，在立法会百般阻挠，生生拖了三年。

　　这直接导致香港制造业产值时至今日仅占香港GDP的1%左右，吸纳劳动力寥寥无几。

　　政治争拗持续，难题更难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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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房价、贫富差距、青年难以向上流动。这些社会问题早已暴露，回归22年来，历届特区政府也都做出过不同程度的努力。但迄今为止，收效甚微，民怨难以消解。这是修例风波一经煽动就爆发的重要原因。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田飞龙说：“回归以来，由于多种原因，特区政府确实没能更多地通过政策保障、民生保障合理地去解决香港的社会民生问题，导致香港有很强的内生动力将经济民生议题政治化。”

香港修例风波背后一些社会深层根源：沉重的底色与扭曲的方向( 三 )